本报记者 贺林平《 人民日报 》（ 2014年01月07日   19 版）

　　近日，一场名为“益动广州”2013公益健行团队赛的公益活动，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他们徒步20公里为留守儿童筹款。图为一名年轻妈妈背着孩子参赛。
　　人民图片

　　12月29日，是2013年最后一个周日。太阳早早地爬上来，把和煦的光照向广州市较场东路户外体育用品市场前一片小小的停车场。不过，这原本汽车的领地，却被一辆辆自行车“占领”了。

　　画着橘色停车位的地面铺着翠绿的地毯，旁边一套简易的桌椅；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或盘腿坐在地毯上，或围坐在桌边，吃水果、喝咖啡、聊心事、玩扑克，显得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引得往来过路的人不断驻足观望。

　　这是一个小小的公益活动，参与者是清一色的“80后”、“90后”，他们隶属于一个公益环保组织——“拜客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研三学生陈嘉俊就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和总干事。从2009年开始，他就“习惯”了做一件在他看来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倡导并引领更多的人骑车出行，推动城市生活形态的转变，引领宜居城市生活。

　　陈嘉俊是千千万万个广州公益青年中的一个。他们用自己微不足道但充满韧性的努力，推动着社会的改变；他们承接环保、服务、助人等方面的职能，与政府一起共同托举起一个幸福的城市。

　　我们很热爱生活的这座城市，也看到它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改变现状，让城市更美好

　　2013年7月9日上午10时，陈嘉俊和志愿者叶有果出现在广州市建委大院里，他们受邀与建委就小洲便桥拆建一事面谈。

　　小洲便桥是广州大学城与小洲村、市区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更是唯一一条可以骑车进出大学城的桥。自两个月前被鉴定为危桥后，随时都将被拆除。作为一直致力于提倡单车低碳出行的社会组织，“拜客广州”非常关注小洲便桥的“命运”，多次向市建委、交委等政府部门去信，呼吁尽快公布拆建方案，并要求充分考虑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出行需求。

　　“小洲便桥不能仅仅拆除了事，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此后行人和单车出行的需求。”陈嘉俊坦陈意见。在一个多小时的“约谈”后，广州市建委明确承诺，将在拆除后重建小洲便桥。

　　陈嘉俊对政府部门的态度基本满意，“能与我们直接对话，是政府部门关心民意的表现，希望今后的回应能够更及时、更透明。”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关注便桥重建的进度，以及重建期间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的替代方案。

　　在广州，有一帮像陈嘉俊、叶有果这样的“80后”、“90后”——

　　他们给市长写信，提出了困扰广州多年的水浸街问题及解决方案，得到市长亲笔批示；

　　他们在涉日游行的人群中逆潮而动，自发上街打扫卫生；

　　他们在地铁内举牌，反对花9000多万元进行地铁“统一化”改造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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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看起来与我们自身利益‘八竿子打不着’，实际上却息息相关。”在执信中学高三学生黄婷看来，公益关系到每一个个人，“我们很热爱生活的这座城市，看到了它身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改变现状，让城市更美好，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围绕广州的水浸街问题，她和同学们一起做了《“拯救威尼斯”：广州市城市内涝的研究及其解决方案》，并给市长陈建华写了封信。不久，陈建华就给出批复，对同学和老师献策治理水浸表示感谢，并转交水务局跟进。一个月后，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吴学伟带领水务局一众官员，亲临执信中学聆听了黄婷的项目汇报。

　　改变，也是“拜客广州”的核心价值之一。“一个尊重人的而非汽车的城市，才是宜居城市，人的生活才是自由的。”陈嘉俊认为“拜客广州”应该为社会带来一些贡献，或改善城市出行的障碍，或改变某些个人的生活习惯。推广单车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环保行动，更涉及城市模式的改变，以及人的城市生活的转变。让广州成为宜居城市，就是他和“拜客广州”的目标。

　　“青年群体在公益领域的表现越来越抢眼！”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秘书长朱健刚认为，不管是“举牌哥”、“托举哥”还是“鲨鱼妹”，不管是倡导环保骑行、老城区保护还是性别平等，青年群体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展现了自我的能量。

　　每个志愿者所做的服务，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会激起层层涟漪，并不断扩散，影响着这个社会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不是看她有多少高楼大厦，而是看她有多少志愿者。”12年前，不经意听到的这样一句话，让1976年出生的李森加入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走上了志愿服务的道路。两年前，原本只是“启智志愿者服务队”一名志愿者骨干的李森，从广州电信公司辞职，毅然投身到专职社工队伍中。

　　一晃12年过去，李森已经从一个“入门级”的志愿者成长为一名资深志愿者，不仅担任了“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还聚集起一支5万余人的青年志愿者队伍。12年里，他长期坚持参与一线志愿服务，探访帮扶独居老人、智障者、脑瘫者、失聪孩子、露宿者等弱势群体，每周组织志愿者开展各项帮扶活动，开展服务项目超过42个，每周固定开展超过1000个岗位的志愿服务。

　　2012年对于李森来说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一年。广东省扶持和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政策出台，启智成功注册民办非企，并通过公开招投标，拿下广州天河区两个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政府购买服务，成功实现转型。“每个项目每年政府出资200万元，聘请20名社工，经费中的60%用于社工工资开销。”李森不善言辞，不会吹嘘，憨厚敦实的脸庞给人踏实的感觉。

　　“一个街道十几、二十万人，单靠20个社工肯定不够，志愿者可以补充进来。”李森的打算是，用“社工+志愿者”模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每个月，李森都从香港邀请30年工龄以上的资深社工来进行“督导”，每周，都会有一二百名新近报名的志愿者接受专业培训，并与社工一起参与到街道综合服务中。“我们相信，每一个志愿者所做的服务，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会激起层层涟漪，并不断扩散，影响着这个社会。同行者越多，激起的涟漪就越大，涟漪扩散得也越快。”

　　随着青年公益的深入开展，青年的参与形式也在多样化：单个人、小团体向有组织、有注册的志愿者团队转变，简单的反对、呼吁、倡导、行为艺术向更为复杂、系统地承接政府职能，与政府合作开展社会服务转变。像启智一样，近年来，青年志愿者组织纷纷转型，承接“政府订单”。

　　对此，志愿服务专家、广东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认为，广东加大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这为青年公益搭建了更广阔、更务实和更具有积极性、建设性的平台。“一些年轻甚至年少的‘公益达人’，虽然他们积极践行公益，参与公共生活，但囿于自身阅历，仍然缺乏对现实需求的深入了解，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和交流、分享及合作的主动性与控制力，‘酷’‘帅’和‘快乐’是对他们最具吸引力的要素。”

　　“而在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过程中，公益青年能让自己的行动更符合社会实际和群众所需；从更深层次意义上，与政府共同推动传统治理方式的转型。”谭建光认为。

　　政府应该鼓励，并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这些行动，把他们当作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

　　稍稍令李森感到忧虑的问题是，“启智社工”机构内社工流动率约为20%至30%，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应届社工专业毕业生，常常会因为考上公务员、找到高薪工作而离开社工队伍。

　　这和朱健刚的观察如出一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青年公益人员流动性大，青年公益组织难以长期持续，这是令朱健刚最为担忧的一点，也是事实上影响着诸如中山大学有爱慈善商店等青年公益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青年公益的前景在哪里？如何激发公益青年层出不穷、薪火相传？“青年公益，无论是青年个体的行为，还是有组织的志愿服务，实际上离不开他们背后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NGO、媒体甚至是政府部门。如果缺乏社会网络的支持，许多行动都很难成型。在这一网络中，尤其离不开政府给予的开放空间。”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一语中的。

　　胡小军说，每一位青年、少年的公益行动，都是一个公民教育的故事，更大的价值不在于行动本身，而是赋予了公民教育更深刻的内涵。这些行动也通过媒体传播进而成为公民教育的样本，包括公民责任、权利，对于自身家园的关心，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等内涵。他建议，政府应该鼓励，并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这些行动，把他们当作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

　　对此，朱健刚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广州之所以公益事业发展态势好，关键在政府对社会的宽松有着文化传统的积累。“尽管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它却活力充沛，多元包容，动力十足。 ”

　　朱健刚分析，制度壁垒正在一点点松动，广东先后向社会组织下放公募权以及取消双重管理的注册限制，在青年公益领袖成长的道路上，一些不必要付出的代价和阻碍正在消解，一些新的尝试不断获得成功：免费午餐、随手拍、救助鲁若晴，一起起个人事件随着网络的传播，迅速成为热点事件。随着网络平台的活跃，青年公益领袖们已经开始运用新的传播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社会理解与资源，这种方式不仅使青年公益领袖的影响力以及公益理念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同时，更为最广大的群众提供了参与公益的机会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