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本报记者 余荣华 靳 博 杨 柳

京津冀一体化，前度刘郎今又来。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令人振奋——

“北京地铁线路还将延伸至河北相关城市。”北京市交通部门制作的宣传片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7月1日开始，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启动实施通关一体化改革，10月份前后，将扩大至石家庄海关。海关总署《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透露这样的日程表。

京津冀一体化，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接下来，三地如何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做大蛋糕”的机遇

有一种说法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质是北京“分家产”给天津和河北。

“这不正确。”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说，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质是要打破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屏障，让要素在京津冀自由流动，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逐步缩小京津冀之间的发展落差，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京津冀一体化来得有些晚。”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丛屹说，“到目前为止区域内发展状态落差极大。”

为推动三地一体化，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有一大批工业企业搬迁调整，但由于条件不具备、调整思路不正确，把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环节全部迁出北京，结果是很多高端人才在企业搬迁过程中另行择业，很多企业严重“失血”，一蹶不振，最终消亡。

“要创造条件，实现北京一些功能的空间调整，但不是条件不具备情况下的人为命令。”赵弘说，“分家产”的思想要不得，在交通等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迁移某些机构或企业，难度很大，不太可行。

国际经验显示，大城市在发展初期，主要产生集聚效应，周边优质要素和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链条开始往外延伸，服务功能更多地扩大到更广阔的市场。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恰恰进入大城市由集聚资源开始转向扩散资源的时期。”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次‘做大蛋糕’的机遇，绝非简单的区域间利益再分配。”按照中央的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

政治和经济差距，影响区域合作和协调

过去一段时间，制约京津冀一体化的一些瓶颈一直没能突破。赵弘认为，首先，缺乏超越京津冀之上的国家层面的组织协调机制。

“相对北京，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天津市，在资源配置和行政协调的关系上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差距，影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副主任田学斌说，“三省市根本的协同是利益的协同，这需要顶层设计打破行政体制的藩篱。”

其次，存在不少合作中的体制障碍。比如，北京与河北一些城市、一些开发区之间的合作，就面临着GDP如何核算、税收如何分成的问题。

交通问题令人头大。“在北京周边，一小时通勤圈没有形成。”赵弘说，国外经验表明，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之间通过大容量、高速化市郊铁路联系。卫星城拥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比较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可以吸引主城人口在卫星城集聚，一小时的通勤时间很有吸引力。

“长期以来，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城市之间缺乏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明晰的专业化功能定位。”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说，“三地协同发展的前提是城市功能发展的再定位。”

区域经济发展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

人们习惯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发展做对比，把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落后归结于北京没有发挥带动作用。赵弘认为这不科学。

“京津冀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赵弘说，要注意到，京津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民营经济不发达。同时，河北北部、西部自然条件恶劣，全是山区。反观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都要好于京津冀。

“大树底下不长草”有一定道理，但是要长草、要长什么样的草，还要看是不是创造了长草的条件。赵弘提醒：“今天我们是在搞市场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内的资源配置，都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而不是行政命令。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要有条件的，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规划、交通体系的建设、公共服务政策的创新来创造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经过一定时间，形成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

区域合作中会应运而生一系列商会、联盟、协会等，“要培育这样的市场组织，由他们来破冰。我不赞成现在什么都是政府在破冰，会受很大的局限。”周立群说，政府要做的，就是大力改革，使这些通道与路径畅通。“这就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放开对企业的种种束缚。”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中曾指出，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北京要下决心做“减法”

各界很关心首都定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赵弘认为，彰显北京优势，就要强化北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个核心职能，下决心做“减法”，适时、适度剥离部分非核心功能，包括淘汰一些低端市场。比如，北京现在批发零售过于强大，目前在北京批发零售的创业人员占北京市创业人员的11.6%。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布局和转移方面，田学斌介绍，现在北京主要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服务业，天津侧重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河北则以一般制造业和农业为主。“河北最大的优势是土地和人力，占有地域的优势。所以在产业承接上，河北可以做的文章很多。”河北省可以吸引总部在北京、天津的企业在河北建立生产基地，例如装备制造企业，承接北京、天津企业外溢的部分。

“北京可以与周边区域共同发力，形成全球性的创新高地。北京重点做好总部研发功能，把创新成果的中试环节、产业化基地放在周边区域，共同打造创新链条和创新集群。”赵弘说。

刘刚建议，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构成了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资源引进的环境。为了应对承接北京的资源，天津、河北需要加大优质社会服务资源的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