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伟《 光明日报 》（ 2013年12月30日   12 版）

短板 李二保绘

    2012年以来，微博问政这一新的政民互动形式日益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视。一些省市与部门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大力推进政务微博的开设，使各地的政务微博快速发展起来。当然，各地应该充分认识微博的重要作用，积极开辟听取民意的新途径；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微博问政热潮，必须采取冷静与审慎的态度，要准确地评估其作用，对其局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倾向也不能忽视。

“碎片化”导致忽视制度建设

    不容否认，近年来，反腐、讨薪、司法不公等一些社会问题通过正常渠道迟迟得不到解决，但在微博这一网上舆论场的放大效应下，往往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微博所发挥的舆论监督正面作用，需要持肯定态度；同时，微博对碎片化个案的快速解决，恰恰反映出社会中某些基础性制度的疏漏或缺失——如果多数社会问题能够经由正常渠道解决，又何必诉诸微博呢？

    当然，由于微博等新媒体用户的猎奇、跟风等特性，得到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极为特别、符合微博用户偏好的个案，大量的社会问题即使进入微博也很快被湮没，没有机会获得关注。因此，关注微博问政，治本之策不在于大力推广通过微博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殊经验，而在于建立顺畅的行政工作机制，提高政府部门的执行力、公信力，完善相关社会问题的基础制度体系——如此，才能让一些社会问题由微博解决的“偶然”变为制度规范的“必然”。

“泛众化”导致忽视非网民

    表面上，当前中国微博用户的数量极为庞大，但需看到，这一数字存在很大水分，除了一人多账号的现象外，各类出自商业利益的“僵尸粉”更是多如牛毛。

    必要的经济基础与相对丰裕的业余时间是“玩微博”的必要条件。在微博用户中，虽然有一些收入低、文化程度不高的“有闲人士”，但青年学生、企业白领、事业单位员工等的数量也颇为可观。微博用户的这种同质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网络群体的“选择性关注”倾向。比如，城管打人广受关注，城管被打则无人问津；医生见危不救广受挞伐，医生不堪重负“坠楼”则无人关注……可见，微博舆情本身就存在“选择性正义”。

    此外，还有一些人因为没有机会使用微博等新媒体而在移动互联时代丧失话语权。这部分人群涵盖了农民工、国企下岗职工、退休人员、残障人士等——作为社会应该高度关注的群体，他们却在新媒体时代处于“失声”状态。

    因此，如果只关注微博上汹涌的“泛众化”声音，甚至将其作为“基本民意”，很可能在政策制定、社会福利配置等方面造成偏颇，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细密化”导致行政僵化

    目前，包括陕西、江苏在内的很多省市制定了十分详细的制度来规范微博问政行为。由于政务微博的特殊性，对之进行制度规范是必然趋势，然而，日益细密的制度规范正成为微博问政逐渐僵化的直接诱因。正如J.S.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所言：“凡是变成例行公事的东西都丧失生命力，不再具有在其内部起作用的精神，只是继续机械地运转。”

    例如，在内容管理中，制度越来越导向偏中性的内容，一些稍微涉及问题甚至还没触及问题的内容都被排除在外；在考评机制上，采取过分单一的量化指标，使得微博问政的目标异化；在责任制度上，不少由政府网络信息部门管理的微博可能要承担远远大于自身管理领域的责任……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微博的短小、灵活、草根等特性不符，不仅无助于提升政务微博的作用，还导致管理者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丧失了积极性、主动性，使得政务微博日益僵化，变成一个自说自话的宣传“阵地”。

“言语不当”引发舆论反弹

    在微博问政的互动环节中，如果管理人员不慎说错话，不仅无助于事态的平稳发展，还会火上浇油，引发更大、更强烈的舆论反弹。因此，政府机关在利用政务微博时，绝不应该仅仅是冷冰冰地照章办事，而应在与民众的互动中保留起码的道德和人性。

    那么，如何更好地回应网民的疑问甚至质疑呢？一需要真诚，实话实说，不欺不瞒，恪守公信力；二需要依法，句句要有准确的法律依据；三需要闪耀人性最基本的道德光芒，照顾到社会大众的道德期待。舍此，任何所谓的修辞技巧都难收实效。

    微博这一新媒体之所以广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平民性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活力与自由——当然，在方便、好用的特性之下，也暗含着一些局限与风险。因此，在重视微博沟通民意民情作用的同时，政府机构需要清醒认识微博问政的局限性及其潜在影响，除了避免“一刀切”导致的制度僵化，更要建立、健全为民解难的常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福祉。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