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11日第509期 作者：王晶
【核心提示】总的来看，在当前的市场化环境下，老人已经不再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且更需要通过“经济的”（比如个人收入）或“工具性”价值（比如看护孙辈）来证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在子女一端，赡养责任在家庭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女儿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上的角色进一步提升，父权制度下的养老性别分工实质上正在逐步被打破。虽然这种角色关系的重构在竞争性的市场社会环境下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适应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家庭结构与传统稳固的亲密关系格局已经大相径庭。
近些年，关于老年人自杀、抑郁的报道屡见报端，这预示着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老年问题已经悄然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谈及老年问题，学术界还是将关注焦点多集中在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问题上，而老年人精神健康相对还是一个盲区。
老年人精神健康有其社会文化根源
精神健康并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个社会到一定转型时期，就可能出现各种社会信号，“精神健康”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信号。新弗洛伊德主义学者弗洛姆提出，一个社会大部分成员精神问题是这个群体基本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模式的结果，社会文化形塑了个体的精神健康。这种观点与社会学家涂尔干不谋而合。涂尔干敏感地发现失范性自杀在法国社会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并认为个人的自杀行为并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由社会力量来解释的社会事实。那么，对于当下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在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因为只有社会文化因素才有可能解释一种精神健康症状的特征、原因和过程。
转型期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地位下降
对于当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来讲，他们的生命历程跨越了两个主要时期，即合作化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而其主要的生命历程是在合作化时期度过。当市场化、城市化转型开始时，大部分老年人已不具备从事非农就业的人力资本优势，特别是城市劳动力市场还存在潜在的年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家庭不同代际成员的地位因适应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能力存在差异而出现调整。从事农业经营的父辈与从事非农就业的子辈之间，在劳动收入上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在市场化环境下，子辈创造的社会财富明显高于父辈。与之相对应的，父辈在家庭中的地位亦随之下降。
正因如此，选择“单过”的老年家庭越来越多。在过去，老年人掌握着家庭的重要资产——土地、房屋。而现在，这些资产都已经不再能制衡儿女。那么，老年人何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和脸面呢？在有能力独立生活时，大部分老年人都选择单过。在传统农业社会，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家庭成员集体农业劳作为主，到了老年时期，由儿子来继承仅有的土地、房产资源并负责供养老人、养老送终。但当下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给了老人独立生活的可能性。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过了耄耋之年的老年人还是选择“单过”，70岁以下的老人选择“单过”尚可理解为对家庭地位的考量，但是高龄老人独立生活可能就意味着另外一层意义。一方面，传统家庭形态下老年人作为一家之长的地位和权威难以维系，代际之间社会地位向下倾斜，这种情况下，老年人确实有维护自身地位和平等的考虑；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与子女同住，还是独立居住，老年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始终和子女勾连在一起。所以，老年人整个的精神和活力也是与自己能为整个“大家庭”作何贡献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当老年人在自己年老不能作出贡献之时，容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产生怀疑，导致抑郁甚至自杀的精神后果。
子女赡养方式改变给老年人带来精神负担
在传统社会，儿子在家庭养老中处于核心地位，有一整套的社会规范规定了儿子的义务。但在当下社会，随着子女外出流动，“尊亲恳亲”变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至于“抑己顺亲”、“奉养祭念”、“护亲荣亲”的孝道观念，也随着父权家庭制度的式微被冲淡。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秩序的建立，功利主义文化也在侵蚀着传统的家庭观念，父代与子代两代人之间在价值和文化方面产生代沟。在代际关系上，子代越来越功利化。
在经济支持上，儿子定期给钱的比例比较高，而女儿不定期支持的比例较高。“定期给钱”与否意味着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资助的性质，在农村，老人在不能劳作之时，通常会召集所有儿子商谈其养老问题，一般按照一定的规矩给予老年人一笔定期资助，以满足老年人的吃喝用度。而女儿一般不承担规定性资助，女儿的资助带有自愿性和随意性。资金的不同来源可能会给老年人带来不同的协商过程和心理压力。虽然有不成文的规定要求儿子按照“定额”每年支付老年人养老金，但是儿子遵守者少，违反者多。况且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法律机构监督它的执行，有些老年人在要求儿子支付养老金的过程中费尽周折，这对老年人造成很大的精神负担。
从女儿的角色上看，随着农村中成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女儿在老人日常照料和关怀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特别是对那些被动选择“单过”的老年人，女儿的照料更是不可或缺。儿子的经济支持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但是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则很大程度上转嫁给女儿。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概括的儿子和女儿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儿子的行为目标一般是提供父母基本温饱，并将其合理化；女儿的赡养活动则更多是提供温饱之上的精神内容。
总的来看，在当前的市场化环境下，老人已经不再扮演一家之长的角色，而且更需要通过“经济的”（比如个人收入）或“工具性”价值（比如看护孙辈）来证明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而在子女一端，赡养责任在家庭范围内进行重新分配，女儿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上的角色进一步提升，父权制度下的养老性别分工实质上正在逐步被打破。虽然这种角色关系的重构在竞争性的市场社会环境下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适应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家庭结构与传统稳固的亲密关系格局已经大相径庭。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暂时性”的角色位置上，没有一个实在的社会规范来制约个人应该承担的角色，也没有一个社会机构来真正惩罚那些不赡养老人的子女。今天可能是女儿在照料父母；明天儿子或儿媳可能又在扮演照料的角色；或者还有更消极的结果，所有子女都将远离父母而融入到城市化的浪潮之中。
一言以蔽之，当下重构的家庭社会秩序虽然在一定程度延续了传统的家庭伦理，但是具有无可回避的结构脆弱性，因而面临危机。对于农村家庭来讲，当老年人还能为家庭作出贡献时，整个家庭的互惠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在老年人需要照料时，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处于社会化大生产轨道上的“个体”便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放弃个体的社会角色，重新回归家庭的角色；要么维护自身的社会角色，忽略家庭的角色。无论作出哪种选择，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充分关照农村养老现状，以缓解老年人精神健康危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