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第423期 作者：李林
【核心提示】媒介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织媒介”。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度越高，个人的生活也就越媒介化。
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时下以微博、SNS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媒介技术的演变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我们关于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识，“媒介环境”成为一个指涉清晰的生存景观，甚至上升为一种比现实生活还要逼真的拟态交往语境。尤其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虚拟世界的经验与感受。媒介化社会（mediated society）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而且以一种匿名的、复式的方式重建了人们的认知与经验，甚至直接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媒介依赖与日常生活媒介化
从一种媒介产品到另一种媒介产品，从一种媒介化交往方式到另一种媒介化交往方式，每个人都在跟自己曾习以为常的东西说再见，这成为当前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人们在惊慌失措中遭遇新的媒介产品，又因为好奇而跃跃欲试，人与媒介的关系不断被重构。当一种媒介熟练而华丽地游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危机已经在同步逼近，因为等待它的将是新产品的追逐与驱赶。如同一场精心布局的寓言，不断刻写的“轮回”背后，言说的是当下人们的一种公共社会心理。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媒介化公共情绪。
美国马里兰大学“无设备世界”（world unplugged）的研究项目显示，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逼真的一种生存方式，个体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介化的交往。人们对媒介依赖成瘾，一旦离开常用媒体就会出现焦躁、困惑、易怒、抑郁、孤独等情绪。当一切通讯信号被屏蔽之后，每个调查对象都不无痛苦地喊道：“过了一阵我就开始强烈想念我的手机。我会把它放在口袋里，手握住它。仅仅是这样就能让我感到莫大的安慰。”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有3/4的人使用手机，预计到2015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75亿左右，而手机总量将达到90亿左右，超过人口总数。如今，手机深刻地改写了人们的生活行为和价值维度。作为一种个人信息服务终端，手机打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存在开发潜力的角落和空隙，并在那里倔强地成长。手机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而成为手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身体器官”。
可见，媒介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本身的“组织媒介”。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度越高，个人的生活也就越媒介化。“日常生活媒介化”成为一个基本的生存事实，其结果是，媒介建构了一个个完全媒介化的接受情境或消费情境。梅洛维茨在《空间感的失落》中指出，情境就是信息系统，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框架，使人们能够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媒介产品的更替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在媒介精心制造的特定情境中完成的。电子媒介不仅创设了一个个独特的接受情境，而且能够促成不同情境的合并与变换，原来的私人情境毫无阻挡地并入了公共情境，接受公众趣味的审查。当人们乐此不疲地发布微博、更改状态、暴露踪迹之际，正如霍尔·尼兹维奇所指出的，窥探文化（peep culture）逐渐取代了流行文化（pop culture）而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新的文化样式。这是一种与虚拟化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其本质上所诠释的是现代媒介浸淫下的“喧嚣的孤独”。
社会资本与人脉圈子的重构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如何进一步解读媒介化环境中的人脉关系和社会生态？约斯·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提出了“虚拟人类学”这一话语范畴，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引入公众视线，这使得我们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开展虚拟世界的受众行为研究。在这里，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公共“表演”舞台，人们的社会阶层与主体属性被重新标识，新的交往关系按照权力与资本所铺设的逻辑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布尔迪厄那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某种象征利润的无形资产。诸如关系、圈子、面子、声誉等都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社会资本。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由于时空被高度压缩，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区域进一步模糊，每一个人都被置于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大网中，各种微文本形态（如微博、微小说、微电影、微摄影）行走其中，灵动又不失深刻，精练又不失智慧，召唤着人脉、圈子等看不见的社会资本。人们关注、发布或者转发一条微博，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传播行为，而是一个指向人脉圈子构建的社会学行为。在商家那里，圈子同样显得格外重要，资本在开发产品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发着产品得以持续再生产的各种圈子资源。诸如微信、陌陌、KK、图钉、啪啪、密友、维达等应用服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强调社交功能，强调通过游戏的方式完成对人脉圈子的激活与聚合。
圈子就是关系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一层套着一层。日常生活中的圈子是一个相对模糊而且难以量化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交往情境中才能隐约感受到圈子的存在。然而在媒介化环境中，资本要对一切模糊的、隐晦的内容进行量化处理，使其成为一个指标化的、参数化的、透明化的存在物，如此才符合流水线化的资本生产逻辑。在圈子这里，资本同样露出了狰狞的笑容，虚拟世界的人际关系同样接受资本话语的隐性改造——对圈子及其质量进行数字化的界定与表征。具体来说，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圈子是由关注数、转发数、粉丝数等数字内容共同搭建的一种象征关系，个体的话语影响力实际上还原为这些数字关系的较量。
具体来说，在稍纵即逝的信息洪流中，个体的“在场”往往是借助某种替代性的符号形式来传递的，人们随时都面临着被圈子遗忘、抛弃的命运。为了不被遗忘，人们只有不断地刷微博，小心翼翼地撰写、评论或转发微博，以此传递一种强大的“在场”，媒介化“在场”因此成为比现实存在更逼真的一种主观感受。比如，腾讯精确地用数字给每个用户描绘出自己的交往圈子，当用户添加“QQ圈子”功能后，系统会自动对用户的关系网重新分类，其强大的智能化处理结果令人惊叹。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创造性地划拨着个人的朋友圈子，还毫无保留地售卖着个人的隐私。那些个体努力要忘记的恋人、朋友，那些强行决裂的群体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这是一个超越个体掌控范畴的系统化处理结果。
媒介化交流虽有其不可替代的效率优势，但一个个跳跃的数字神话背后，却是现实关怀的缺失。如何赋予媒介化交流一定的情感内容，这是资本话语从未放弃的精神追求。如同一个个修辞技巧，为了顺应并成全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与呼唤，微博交往中的各种操作行为都戏剧性地模拟了现实交往的诸多想象，正如网民调侃的那样：“有一种相爱叫互粉，有一种分手叫取消；有一种示爱叫评论，有一种调情叫私信；有一种暗恋叫关注，有一种力量叫粉丝；有一种冷酷叫拉黑，有一种暴力叫加密……”对圈子进行数字化表征的同时，社会化媒体同样激活并征用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温情脉脉的细节与纹理，使得媒介化圈子得以进入现实交往的深层结构。
（本文系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CXW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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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依赖构成媒介化社会的主体牵引力
媒介化社会揭示的是一种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媒介对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进而形成对社会的重新建构，而社会对媒介形成一定的依赖，这种依赖突出地表现为受众对于媒介信息的依赖关系，这是推动社会媒介化的主体力量。日益丰富的信息渠道让受众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同时，受众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有所加剧。首先，媒介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集中程度驱使受众产生信息依赖倾向。人们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必须不断寻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息，传播媒介这一以信息传播为主要职能的工具就日益为人们所依赖。其次，社会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受众对信息传播的依赖性。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习俗、信念和惯例受到挑战，人们往往会借助媒介来实现意见整合和观念调适，当然也是媒介发挥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功能的大好时机。最后，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也体现在将媒介视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一种重要纽带。媒介社会中，由于大众媒介介入甚至替代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使得这种交往缺乏亲身性。这种情况反过来必然会加剧个人对媒介的依赖，以获得缺失心理的补偿。
（张晓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