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11月17日 作者：闻翔、李潇潇
1946年颁布的日本宪法第八章明确规定，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在日本，地方政府通常被称作“地方自治体”或简称“自治体”，即“以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为辖区，以该地区居民为成员，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的行政机构”。
地方自治
“自治体”有两个层级，即作为广域地方自治单位的47个都、道、府、县和作为基础地方自治单位的近2000个市、町、村。两个层级都具有外交、安保、审判、检察之外的广泛职能。从税收上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源分配比为3∶2，但在实际支出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比例约为2∶3。
地方自治机构分两种：立法机构（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地方政府首长（都、道、府、县的知事和市、町、村长）都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且不能兼任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禁止兼任与政府有业务承包关系的工作。地方自治体的所有任职人员皆为地方公务员，截至2008年，地方公务员总人数为290万人，其中都、道、府、县156万人，市、町、村134万人。
战后日本经历了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过程，对地方自治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如经济的高速增长、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国民对政府工作的需求由量到质的变化等，日本希望将地方自治体建成最贴近民众的机构，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地区社会的活力、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政治效能感。
在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下，国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远比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密切。在访问中，明治大学教授菊地介绍了最近一次的国民信任度调查，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远高于中央政府，例如，国民认为所居住的市、町、村政府“很不值得信任”的约占13%，而认为中央政府“很不值得信任”的却占到了30%以上。
NPO发展
在日本，各类NPO（非营利组织）活跃在社会各领域，打开电视、翻开报刊，总能看到NPO相关新闻报道。关于NPO的发展历史，很多日方学者或NPO工作人员都会提到1995年的关西阪神大地震。地震发生后，日本国内数百万志愿者和志愿团体自发、义务参与赈灾救援、灾后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各界由此认识到，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力量，还需要市民的志愿活动，需要多样化的非营利组织活动。这些志愿团体在灾后重建的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使得环保、艺术、海外支援等更多领域的志愿团体日益得到肯定和重视。但在当时，由于多数团体没有法人资格，在开设银行账号、房产登记等方面遇到诸多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又称NPO法）于1998年12月出台，其中的各项条款均由社会各界特别是市民活动组织的参与者共同起草，将保健、医疗、福利、社会教育、城镇建设、文化艺术、体育、环境保护等十几个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列为法律允许的NPO法人的活动范围。2001年10月，日本又通过并实施对满足条件的NPO法人捐款的单位或个人减免所得税的政策。可以说，地震改变了政府对市民活动和NPO的认识，激发了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促使企业、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社会发展事业，从而创造更为自由开放的民间活动空间。
据统计，自1999年至今，已有27000多个团体登记为NPO法人，NPO极大扩大了日本市民活动的社会认知和广泛参与。据统计，4成以上的NPO（包括没有法人资格的团体）从事与医疗、保健和福利相关的工作，其次是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从其收入来源看，会员会费、事业收入和政府补助金是最主要的来源。而日本企业与NPO的合作在最近几年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主要包括提供资金和活动场所、帮助开展能力建设、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市民团体的活动等。
近年来，NPO与政府的合作也不断扩展。在政府财政紧张和公共领域课题多元化的背景下，当前日本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市民组织的作用，与市民组织携手运作项目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派遣公务员到NPO工作。日本学者用 “联动”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互动合作。所谓联动，指具有不同经验、立场、信息源的个体或组织，为了共同的目标，在平等的立场上，提供各自的能力、劳力、资源，彼此协作，共同努力。以大阪市为例，市民局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大阪市政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联动，重振地区活力，既包括大阪市政府与市民、地区团体、NPO、企业、学校等组织之间的联动，即“官民联动”，也包括地域社会中各种主体自身之间的联动，即“民与民的联动”。而联动的领域，则涵括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诸方面。
日本学界、政界都习惯用“NPO”来称呼市民组织和志愿团体，而在中国，我们对“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等概念往往不加区分，NGO的使用频率远高于NPO。我们同日本学者交流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解释是，在日本，NGO主要是由市民组成、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非政府组织，而NPO多针对国内某一活动领域。
公民社会
最近几年，日本的公民社会研究在社会科学界不断升温，有从社会思想史方面对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脉络进行梳理，也有在社会调查和社会政策研究中援引、使用公民社会理论，还有学者通过对社会运动的研究预测公民社会在日本的走向。“公民社会”已成为日本学界重要而常用的概念。
公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受到关注，其政治背景就是，2000年以来的地方分权改革，地方自治和公民自治成为新的口号；其经济背景则是全球化和政府财政赤字；其社会背景则在于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的衰退和人际关系的单薄化带来的匿名社会的种种问题。最后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在震后重建过程中，日本学者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社会才是能够抵挡住大地震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的社会？公民社会是他们找到的一个答案。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公民科学来促进公众对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参与。
在对一桥大学的访问中，林大树教授特别介绍了日本学界关于行政部门、企业和公民社会的三部门理论。他指出，日本学界正在从国家（政治）与公民（经济）的二元论中跳脱出来，逐渐接受行政（法律与财政的规范）、企业（市场竞争的规范）和公民社会（对话交流）的三元论，这与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理论范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要了解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身临其境地参与观察是最好的、也是最基本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对于讲求“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
长期以来，普通的中国年轻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主要通过漫画、日剧和电影来完成。这样的认识和了解难免会片面化、平面化，我们对于日本现代文明特别是政治和社会文化中的很多核心内容，缺乏足够了解。日本首相走马灯一样地换，却不知道在中央政府的“变”之外，还有基层市、町、村地方民主自治的“常”；我们对日本经济的发达羡慕于心，却不了解松下幸之助这样的大企业家以人的教育为本、提倡社会服务的“商人之心”；我们知道日本的教育发达、科技人才众多，却未必知道日本偏远地区的小学教师的工资比公务员还高；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日本有很多宅男宅女、腐男腐女，这些年轻人看似对政治无热情、对国家大事不上心，却不知道日本的小孩从小就会被父母带着到国会参观，获得人生最初的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此次访问让我们对日本的了解变得立体和丰富起来。
（本文为2011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团公民社会与治理分团报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