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静 张大庆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6,04(37),485-496
摘 要：1948年,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定义, 是关于健康的定义中引用和影响最为广泛的。这一定义虽明确是由世界卫生组织颁布, 但具体是由谁提出的, 在国际上尚存在一些歧见, 且缺乏对此专门的历史研究。在中国, 由于翻译和引用的不准确和不规范等, 这一定义的内容、提出的年份和机构, 以及是否有过修改都说法不一、多有分歧。本文试图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始档案、相关的回忆录和口述资料, 还原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概念的历史语境和过程, 厘清有关史实, 探讨相关争议、流变和影响。
关键词：世界卫生组织; 健康定义; 社会医学; 国际卫生; 安德里亚·司丹巴;
健康, 或者缺乏健康都是影响人类文明几千年的重大议题。健康究竟是什么?勒内·杜博斯 (Rene Dubos) 曾准确地描述了无法准确定义健康的困境, 他将对健康的认知比喻为一座海市蜃楼:从远处看, 健康是再清楚不过的概念, 但当我们走近它, 试图定义它时, 却发现它是看不到、摸不着的[1]。
在学术、科普、健康教育, 乃至养生杂谈的报章杂志上, 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组织法》中提出的“健康” (health) 定义引用最为广泛, 影响堪称最大。其内容是: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 而系体格、精神, 与社会之完全状态 (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 。
这一定义虽是由世界卫生组织颁布, 但具体是由谁提出的, 在国际上尚存在争论, 且缺乏专门的历史研究。德里克·亚赫 (Derek Yach) 曾在某研讨会上谈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观和疾病观, 指出安德里耶·司丹巴 (Andrija Stampar) 对健康定义的提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对具体如何发挥并无详述。在中国, 由于翻译和引用的不准确和不规范等, 这一定义的内容、提出的年份和机构, 以及是否有过修改都说法不一、多有分歧。陈琦曾撰文论述施思明对世界卫生组织创建的贡献, 认为施氏对健康定义的提出贡献良多。笔者曾撰文记叙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合作, 对于健康定义的提出虽有提及, 但囿于篇幅, 并未详述。本文试图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始档案、相关的回忆录和口述资料, 还原世界卫生组织健康概念提出的历史语境和过程, 厘清有关实, 探讨相关争议、流变和影响。
1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提出的历史语境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 希波克拉底、盖伦及其追随者们相信健康是血液、粘液、黑胆汁和黄胆汁四体液的平衡状态, 体液失衡会导致疾病。根据这种整体论的健康观, 健康会受到个人的生活、锻炼、环境和饮食的习惯等影响。文艺复兴之后,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西方对健康的概念化开始受到人体机械论模型的影响, 聚焦于躯体的完整性。医学科学的发展为很多疾病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式。因此, 没有疾病, 即没有躯体和精神疾病的症状, 成为健康的常识性定义。但诚如查尔斯·罗森伯格 (Charles Rosenberg) 所注意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我们感知、命名和应对疾病, 以承认它的存在之前, 疾病并不存在。”疾病实体因其文化情境性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并非简单的生物学事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没有疾病的朴素认识上, 但对于健康究竟是什么, 并没有正面给予明确且广为认同的答案。直到20世纪, 精神的维度才被纳入健康的考量。
因此,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首要意义在于不再将健康简单地定义为疾病的反义词。诚如我们所知, 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第一个国际卫生机构, 但在此之前从未有一个国际卫生机构对健康提供一个相对权威的定义。其次, 这一定义是一个整体观的概念, 强调健康的不同维度, 比如躯体、社会、精神、智力, 以及总体的认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样的健康定义虽然存在其偶然性, 但若是考虑二战后特殊的历史背景, 又有其必然性。
1.1 医学的发展
18世纪末以来, 公共卫生和医学科学的发展, 逐渐使人们相信通过医学治疗、公共卫生运动和个人的行为即可以延长寿命。尤其是二战以后, 抗生素、疫苗、DDT等的发现和推广彻底改变了过去传染病控制的进路, 甚至医学家都对医学科学产生了一种过度的乐观, 认为全世界的健康和疾病问题都可以在短期内逐个得到解决, 著名的医学哲学家托马斯·萨斯 (Thomas Szasz) 将这一时期称为人们“错把医学当作了魔术”[11]。
1.2 社会医学的兴起
受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医学和社会卫生实验的启发, 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衰退的影响, 社会医学以多种方式取得发展, 挑战了逐渐主导现代医学实践的生物医学范式。所谓社会医学, 不仅关注个人的健康, 更关心社会群体的健康;不仅肯定医生和护士之于健康的意义, 更强调心理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以及公共卫生领域各学科之于健康的重要性。在20世纪前半叶, 在社会医学理论发展之外, 欧美相当一批社会医学改革者, 包括一批政治改革家、活动家和激进分子, 深信借由社会医学可以发挥医学的社会政治功能, 改善社会境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社会医学的理念获得学术和政治的广泛支持, 国际联盟一度把社会医学的发展作为一项优先事项, 基于健康与疾病社会决定因素分析的卫生政策经由国际卫生机构 (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等) 在欧美和亚洲等地得以推广。
在美国, 由于社会医学的影响, 耶鲁大学在1931年建立人类关系研究所 (Institute for Human Relations) , 试图将医学整合到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上。在英国, 牛津大学在1942年建立社会医学研究所, 并在战后一度将社会医学作为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社会医学的发展催生了全民免费的公共医疗政策。
牛津大学首位社会医学教授约翰·赖尔 (John Ryle) 提出健康是“个人或社群的经济、营养、职业、教育和心理的全部机会或经历” (Health was the whole economic, nutritional, occupation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opportunity or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or community) [13]。受社会医学影响颇深的著名医学社会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特 (Henry Sigerist) 曾对健康发表这样的看法:“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 而且是对生活具有正面、快乐的态度, 并且欣然接受生活所赋予每个人的责任。只有身体和精神处于平衡, 对躯体和社会环境具有更好的适应性, 才可称之为健康人。”以安德里耶·司丹巴、勒内·桑德 (Rene Sand) 、布洛克·奇泽姆 (George Brock Chisholm) 等为代表的欧洲学者都是社会医学积极的倡导者, 而他们正是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创建和提出健康定义的骨干。
1.3 国际卫生
二战前国际社会虽已存在若干个区域性和覆盖世界范围的国际卫生机构, 包括国际联盟卫生组织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巴黎的国际公共卫生局 (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ene Publique) 、华盛顿的泛美卫生署 (Pan American Health Buereau) 、埃及检疫会 (Egyptian Quarantine Board)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tation Administration) 等, 但这些国际卫生机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先天不足”和“后天不努力”, 已为人诟病, 无法满足当时国际卫生事务的需要。二战期间, 已有的国际卫生组织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 有的已形同虚设, 如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和国际公共卫生局[7]。
经历过二战的洗礼, 国际卫生的重要性得到重新审视:健康与和平是密不可分的, 健康与经济和文化的福利密切相关, 而福利与未来的和平有着直接的联系。生物战、化学战、核战争已成为最恐怖的威胁, 后来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总干事的奇泽姆在世界卫生组织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对此指出:“各国医生若不自觉其责任之重大, 而立即行动, 则人类有全部灭亡的危机。” ([, 13页)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 第一个覆盖全世界的国际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定义。健康定义的提出和构建的过程要追溯到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技术筹备委员会会议上。
2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提出的过程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 施思明以宋子文私人秘书的“编外”身份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大会。施思明和巴西代表苏扎注意到会上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初稿只字未提“卫生工作”的内容, 在有关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也未提到建立国际卫生机构, 于是共同起草了《关于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 并由中国和巴西作为两个创始国共同发出。这一宣言很快得到大会的认可, 在几个月内召开一次大会, 邀请各国政府派出代表参加, 以讨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卫生组织, 即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 并在《联合国宪章》中列入了卫生工作的内容。
1946年2月,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敦促成立专家技术筹备委员会 (Technical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Experts) , 旨在为1946年7月19—22日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卫生大会做筹备工作。“世界卫生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政策纲领、与其它已有国际卫生组织的关系等问题, 都有待在此次会议上提出草案。
在1946年3月18日—4月5日, 技术筹备委员会在巴黎的奥赛酒店召开了22次会议。技术筹备委员会由16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卫生专家组成 (见表1) , 他们后来大多数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缔造者。来自中国的专家代表金宝善被指定进入该委员会, 施思明为其候补, 但金宝善因国内事务无法出席, 由施思明全权代表 ([15], 2—3页) 。虽然在原则上讲, 卫生专家是由于个人能力突出而入选委员会, 不是作为国家代表, 理应仅表达个人的观点, 而不代表国家的利益, 但是这一点在委员会成员之间是有分歧的, 国家的印迹是无法抹去的, 毕竟专家的名额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平衡的结果。此外, 泛美卫生局、国联卫生组织、联合国救济署、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等国际卫生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
表1 技术筹备委员会成员列表
表1 技术筹备委员会成员列表
在会议开始之前, 南斯拉夫的安德里耶·司丹巴、美国的托马斯·帕伦和亨利·海德 (Henry Van Zile Hyde) 团队、法国安德烈·卡瓦水团队以及英国威尔森·詹姆森团队各提交了一份组织法议案。
挪威的卡尔·埃旺提议, 由分委会对不同的议案进行比较, 然后再针对相同和不同之处进行讨论;格雷戈里奥·贝尔曼提议成立一个包括4位作者和乔治·布罗克·奇泽姆在内的分委会, 卡瓦水对此也表示支持, 并提议该分委会应与秘书长共同合作;但委员会主席勒内·桑德提出, 提案的比对工作应当由秘书处完成, 而不应该由提案的作者进行。
最终决定成立两个分委会, 一个负责起草《组织法》序言和拟定“世界卫生组织”的名字, 另一个负责起草卫生组织的目的。每个委员可以自愿选择加入的分委会, 然后在全体会议上报告讨论的结果。后续问题也是采取类似的方式, 诸如执行机构、治理机构、决议、国际卫生会议的日程安排、如何处理已有的国际卫生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等, 技术筹备委员会先后成立了8个分委会。其中贝尔曼、约瑟夫·钱奇克、奇泽姆和施思明选择加入《组织法》序言起草分委会。
在草案的对比环节, 施思明指出, 四份提案的实质内容相似, 但体例和文体迥然。在格式上, 帕伦的版本中序言、目的、职能分别单独列出, 一目了然;司丹巴的版本则没有如此明确的划分;卡瓦水的版本中有关目的和职能的章节是融合在一起的。在风格上, 司丹巴和卡瓦水的版本采取的是传统的条目式;帕伦的语体则是更为现代的流线体[15]。
在序言部分, 埃旺对司丹巴和卡瓦水的两个版本均表示支持。司丹巴认为分委会提交的正式报告中应当包括对“健康”一词的定义。桑德对此表示赞同, 并且认为还应该定义“流行病”“地方病”和“社会病”, 明确它们的基本内涵。据海德晚年口述, 整个分委会围绕健康的定义讨论了数日, 最后方达成一致意见。
在司丹巴提交的组织法版本中, 有一个单独列出的序言, 并且序言第二条给出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羸弱或疾病, 而且是经由适度的饮食、住房和锻炼等良好的因素而获得的躯体和精神的完好”, 并提出“健康是脱离贫困, 获得社会安全和快乐的必要条件” ([15], 61页) 。美国团队的组织法草案中虽没有类似的定义, 但对健康也有阐释, 认为:“促进健康的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都将提高全世界所有民族的生活水平, 促进自由、尊严和快乐。”英国的版本提出:“应当清楚的一点是, 健康应包括精神健康。”技术筹备委员会最后递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组织法》草案序言将健康定义为:“健康是一种躯体的完全适宜, 精神和社会的安乐, 而不仅仅是不存在虚弱和疾病。”仅增加了“完全” (complete) 一词[18]。对比1948年国际卫生大会所通过的《组织法》中健康的定义, 其中也只是措辞的改变, 其基本内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施思明在其回忆中提到自己在与奇泽姆在完成组织法序言时曾有过默契的合作和互相支持。他支持奇泽姆加入“令人满意的个人和集体的情感健康对人际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的观点, 而奇泽姆支持施思明加入“健康是一种身体舒适, 精神和社会的幸福, 而不仅仅是没有虚弱和疾病”的主张。
奇泽姆在技术筹备委员会的第四天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 深刻剖析了他对疾病和健康的理解:“这个世界已经生病, 而遭遇到的疾病大多是由于人们的堕落, 无法与自身和平共处导致的。微生物已经不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 如果不是由于诸如迷信、无知、宗教不容忍、悲惨和贫穷的存在, 科学的发展已经足以使其毫无还手之力。对于当下的罪, 人们必需要找到造成它的原因, 然后才可能找到治疗的处方……人们应该尽其所能地为全人类提供躯体、社会和精神健康的服务。” ([15], 13页) 显然, 他所理解的健康包含了躯体、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图1 技术筹备委员会成员, 左侧为施思明博士与奇泽姆交谈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Schiesinger图书馆)
海德回忆道:“我们所提出的组织法草案没有真正的序言;但没有序言是由于组织结构的问题;司丹巴博士提供了一份序言的草案, 我们是在这个序言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 组织法起草分委会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谈到这个鼎鼎大名的健康定义, 他谦虚表示:“我想我的贡献就是把‘Whereas’拿走而已。”[17]
因此, 虽然技术筹备会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之前,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历史上仍被认为拥有无可比拟的地位, 马穆拉 (A.Manuila) 曾如此评价该系列会议:“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了数以千计的大会和官方会议, 但在重要性上, 无一能与技术筹备委员会的会议相提并论。”
显然, 司丹巴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定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也离不开施思明、奇泽姆、桑德等委员的大力支持, 以至在最终全体会议上投票表决时得以顺利通过。但这些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氛围。在1947年12月, 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人权宪章中提出的健康观念:“每个人, 不论其经济或社会状况, 有权维持其健康, 利用国家或社会资源所能提供最高标准之粮食、衣服、住所以及医疗便利。国家或社会对于人民健康与安全之责任, 只有用充分健康与社会福利措施方能负起。”
以理解健康、疾病与社会境遇之间相关性为目标的社会医学为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提出提供了充足的土壤。德国细胞病理学家鲁道夫·微尔啸 (Rudolf Virchow, 1821—1902) 被认为是社会医学最早的推动者, 提出了三点最重要的社会医学理论:首先, 社会与经济状况会深刻地影响健康、疾病和医学实践, 其次, 人群的健康是社会关注的问题, 最后, 社会应当通过个人或社会的手段来促进健康。
图2 过渡委员会会议上的司丹巴 (左) 和奇泽姆 (图片来源:司丹巴档案馆)
在20世纪的前半叶, 社会医学以多种方式的发展, 挑战了逐渐主导现代医学实践的生物医学典范, 社会医学不仅攸关学术研究的利益, 它的实践者也是试图改善社会境遇的政治改革家、激进分子和活动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社会医学的理念获得学术和政治的广泛支持, 国联卫生组织的理事会把社会医学的发展视为一项优先事项。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的概念提出之时, 由于其涵盖的维度之广, 亦被认为是一大创举, 毕竟它比恩格尔 (G.L.Engel) 在1977年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早了近30年。它对社会群体健康而非单纯个人健康的关注, 被认为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区域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 随着耗资糜多的疟疾消除项目宣告失败,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提出了初级卫生保健战略, 并在1978年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签署的《阿拉木图宣言》中重申了这一定义, 并补充道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 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目标, 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卫生部门及其他多种社会及经济部门的共同行动”。
3 批评与反思
自1948年正式问世至今的60多年中, 健康的定义被反复引用, 然而, 有关它的批评从未消弭, 并且随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架势。随着20世纪80年代医学化研究的兴起, 对“健康主义”的反思日渐高涨, 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再次成为评论的焦点之一, 认为它把群体的社会、文化及其对个人的影响涵盖在内, 超越了与个体技能、平衡和满足相关生物和心理现象。人们不晓得应该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再去看医生, 如利昂·卡斯 (Leon Kass) 所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找到了医生的门前, 从畸形到自杀, 从不孕不育到人工流产, 从婚姻问题到学习障碍, 从遗传咨询到药物成瘾, 从懒惰到犯罪。对于那些需要医疗服务的帮助, 但又无法通过医学检查等手段确认为生病的“病人”, 被西方医学家命名为“担心健康的健康人” (the worried well) [26]。政治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了批判, 认为医学化和健康主义将社会和阶级的矛盾和社会问题转嫁给了医学。
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和卫生政策的影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于实施成效的考虑, 逐渐将原本的初级卫生保健战略转向所谓的选择性初级卫生保健, 即使在世界卫生组织层面, 健康的社会因素考量被弱化了。1986年11月21日, 世界卫生组织制订健康促进的《渥太华宪章》, 被认为是“对人类健康的再认识”, 重视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关键作用, 而对更为广泛的环境和制度因素关注较少。
同样, 在20世纪90年代, 由于有损产业利益的基本药物和奶粉广告的限制, 以及母乳喂养、控烟等政策的推行, 加之世界卫生组织固有的官僚化, 人员冗杂等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与欧美主要国家的矛盾日渐突出, 遭到了诸多批判。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正是因为对健康的定义如此宽泛, 才使得世界卫生组织的任务如此庞杂, 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显得顾此失彼、力度不够、毫无重点。
此外,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中的若干关键词都分别遭到了学者的批评。拉森 (James S.Larson) 认为“心理—社会健康”相比“精神和社会健康”的说法更为准确, 并且对“完全的健康”这样定义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所谓“完全” (complete) 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与其说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更像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信仰。也有研究认为社会因素可能会影响健康, 但它们是外在因素和环境, 不应该用社会健康来定义个人的健康状况;社会健康是一个适用人群而非个人的概念[38]。一批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可操作性提出了批评, 根据这一定义, 我们无法定量地测量健康的程度和水平;该概念在不同文化的适用性也受到很多疑虑;并没有对健康的各个方面进行权重的划界, 而且精神疾病并没有分类。
当然, 在批判健康定义涉及面太广的同时, 也有学者对三维度健康感到不足, 梅尔比 (F.Mellbye) 和阿瓦迪 (Abdul Rahman Al Awadi) 等代表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上提出, 现有的概念忽略了行为决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比如吸毒、酗酒, 因此应当加入道德健康的维度。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 1998年, 102届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收到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后, 向执委会成员国提出了增加心灵健康维度的议案:“健康是躯体、精神、心灵和社会的动态完好状态, 而不仅是没有疾病。”不过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也至今未被修改。
2005年,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发起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 旨在帮助成员国和全球卫生伙伴克服造成疾病与不公平的社会因素;2008年,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柳叶刀》发表关于初级卫生保健的文章———《回归〈阿拉木图宣言〉之路》;同年,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世界卫生报告———《初级卫生保健:越来越重要》 (Primary Health Care:More than Ever) , 这都被认为是对社会医学的回归, 健康定义重新焕发出活力和生机。
4 余论:健康定义在中国
在1947年第1卷第1期的《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上, 分别有两处提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 但两处的翻译略有差异, 一处译为“卫生乃身体上, 精神上与处世方面之完整健全状态, 并不止于无疾病或羸弱而已”。距离该处10页左右的另外一处被译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 而系体格, 精神, 与社会之完全健全状态”。世界卫生组织的中文官方网站提供了健康定义的中文译文:“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 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世界卫生组织基本文件《组织法》从1984—2009年历个中文版中采用均是这个译文。如前文所述, 1978年颁布的《阿拉木图宣言》对健康定义再次重申, 而在同年官方提供的中文版《阿拉木图宣言》中, 健康定义的中文版却再次发生改变:“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虚的匿迹, 而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总体状况。”[24]
图3《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中文版载健康定义 (1947年第1卷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一篇文献引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官方中文版本, 甚至鲜少被提及。实际上, 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 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最常用的中译本是一个措辞较为通俗的版本, 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 而是躯体、心理与社会的完好状态”, 或者是各种其它变形。不可否认, 现有的若干译文皆存在缺陷, 《组织法》版本是用健康来解释健康, 逻辑的漏洞显而易见, 而通俗版本实为简化版, 将疾病和虚弱 (或体虚、羸弱) 简化为疾病一词;因为翻译的问题, 这一备受争议的定义又出现了诸多在英文版中不存在的问题。当然, 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因为它得到中国传统尤其是中医界的认同。据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在中国大陆被医生、药企, 以及健康教育和养生专家亚健康所力推的亚健康概念, 就是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启发[45]。但实际上, “亚健康”概念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概念, 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区并无多少知名度。
梳理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定义的历史和流变可以检视健康观念在国际卫生视域下的转变, 但是若是考察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恐怕需要将其置于中国特殊而变化的医学、文化和经济语境中, 有待将来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3] 陈琦.一个中国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N].健康报, 2011-10-14:6.
[4] 苏静静, 张大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合作 (1945—1948) [J].国际政治研究, 2016, (3) :108 —126.
[7] 苏静静, 张大庆.全球化进程中的卫生外交[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 27 (20) :60—65.
[9] 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 1919—194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9.351.
[10] Fee E, Fox D M.AIDS:The Burden of Histor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362.
[11] Szasz T S.Science and Scientism.in The Second Sin[M].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 1973.115
[12] Lee K.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M].Routledge, 2008.99.
[14] Sigerist HR.Medicine and Human Welfa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24] 世界卫生组织.阿拉木图宣言[R].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 1979.2.
[27] 黛博拉·鲁普顿.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M].苏静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6.
[30] 岛内宪夫.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促进”的渥太华宪章[J].张麓曾译.中国健康教育, 1990, 6 (5) :35—37.
[33] Godlee F.WHO in Europe:Does It Have a Role?[J].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95, 310 (6976) :389.
[39] Mellbye F.The delegates speak[J].WHO Chronicle, 1983, 37:133.
[40] AI-Awadi ARA.The delegates speak[J].WHO Chronicle, 1983, 37:131.
[41] WHO Resolution.101st Session of the WHO Executive Board[R].January 1998, Geneva:WHO, EB 101.R2.
[42] Chan M.Return to Alma—Ata[J].The Lancet, 2009, 372 (9642) :865—866.
[43]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汇报[J].1947, 1 (1-2)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