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学海 2017,03,63-68

摘 要：社会科学界一直存在着“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之争, 鉴于突发事件及其应对是一种非常态, “过程-事件分析”要优于“结构-制度分析”, 因而案例分析就成为应急管理研究中广泛采用的方法。但突发事件的多样性、发生情境的复杂性、应对办法的针对性, 都使得“过程-事件分析”式的案例研究作用有限。有必要超越上述两种分析方法的局限, 探索“过程-结构分析”, 以适应发现应急管理规律性、实现应急预案电子化数字化、推动应急指挥系统统一化之需要。

关键词：应急管理; 案例研究; 过程-事件分析; 结构-制度分析; 过程-结构分析;

在风险灾害危机管理研究即应急管理研究中, 研究者常常使用案例分析法, 目前国内已出版多本相关《案例集》。无论是风险灾害危机的发生还是对其的应急管理, 都是一个产生、演化的过程, 其间情节复杂, 参与者众多且互动频繁, 的确很适合成为案例研究的对象。然而, 每一个风险灾害危机产生演化的过程都差异悬殊, 每一次应对之策又各不相同, 因而应急管理的结果也就大相径庭。单一的案例研究很难找到其间的规律性, 很难提出对应急管理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对策建议。我们在应急管理案例研究的实践中摸索出“过程-结构分析法”, 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之争

在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 存在着两种社会研究模式之争。这场争论在我国的典型代表就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和北京大学张静教授所维护的“结构-制度分析”之争。

“结构-制度分析”是传统的主流研究方法, 主张首先要把握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既有的社会制度, 然后从中推导并理解这个社会中所发生的事件以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这不仅是社会学中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 而且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因为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及其指导下的行为, 人们的物质利益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其驱动下的行为。

孙立平所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则具有本土性, 他认为产生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 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同中国社会现实存有不小的距离。况且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隐形的, 只有在有事情的时候, 真正的社会关系才会展示出来, 也只有在这时, 才能“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 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 并揭示出真实存在且发生作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

于是,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强调结构的不可见性、制度的不落地性, 认为动态过程才能凸显社会的动态性、流动性;“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呼吁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 认为事件及人们的行为都是制度、结构、规则的产物。“过程-事件分析”强调“社会 (结构、制度) ”因素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的无效性, 以及个人在社会运行中的能动性;“结构-制度分析”则强调“社会 (结构、制度) ”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作用, 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受动性。在实际研究过程中, “过程-事件分析”偏重案例研究, 擅长于讲故事;“结构-制度分析”则喜欢逻辑推演, 习惯于搞统计、做定量研究。

其实, 这两种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各有理由, 也各有偏颇, 难分高下。在学术史上, 类似的争论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回顾这些争论及其最终的解决方式, 会大有裨益。

早在法国启蒙运动中, 究竟是“客观环境决定人”还是“人决定客观环境”, 就曾成为启蒙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焦点, 双方各执一词, 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解决, 他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 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 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 ———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 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1) 因为实践本身就具有主观和客观二重性, 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以“整理经典思想、综合各种思潮”见长的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 “在清理经典和综合现当代各派思潮的过程中, 发现它们一般都有意无意地预设存在这样那样的二元对立关系, 人为地虚设出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 并且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具有本质优先的属性, 最突出的是结构与人的行动的关系。” (2) 或强调“社会结构决定人的行动”, 或强调“人的行动决定社会结构”, 似乎没有调和的余地。吉登斯则提出“结构化理论”, 用结构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所谓结构二重性, 就是结构既作为自身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 又是这种行为的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 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 (3) 从方法论来说,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实践学说异曲同工, 都是用自身具有二重性的核心概念 (“结构化”或“实践”) 来代替客观 (结构或环境) 与人的活动的外在二元对立。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20世纪50年代随着符号互动论大师乔治·米德 (George H.Mead) 的逝世, 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接过米德在芝加哥大学所任的职务和主讲课程, 但遇到来自衣阿华州立大学库恩 (Manford Kuhn) 等人的挑战。这两位领头人及其各自的联盟, 形成了衣阿华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对垒。 (4) 尽管他们两人都强调人类有使用符号, 进行思考、标识和自我反思的能力, 然而在关于人格结构及其稳定性的问题上, 布鲁默认为人类行动者并不是被社会和心理力量所拉动和推动的, 相反, 他们是其所反应的世界的积极创造者, 因而人的行为中总是潜藏着自发性和不确定性;库恩则强调人们通过社会化而形成的“核心自我”将影响和限制人们的行为方式, 从而使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可预见性。进而, 在对互动本质的理解上, 两人也有很大的分歧, 布鲁默强调互动的创造性、构成性和可变性, 互动保证了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可以因人的定义和行为的转变而被替换和变更;库恩则倾向于认为大量的互动是被释放的, 而不是构成的, 人们的互动受到了“核心自我”和群体情境的很大规制。现在看来, 库恩的观点比较适用于人们在日常社会中的交往, 而在网络社会交往中, 其实是布鲁默的观点更管用。因为在网络社会交往中, 人们的行为显得更加随心所欲, 更加富于创造性, 而较少受到“核心自我”和群体情境的制约。 (5)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了超越“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之争, 我们也尝试把这两种研究方法予以结合, 着手于“过程-结构分析”。

“过程-事件分析”在应急管理研究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从宏观上看, 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物质利益决定政治态度, 因而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中可以推导出人们的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不仅是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 而且通过社会化的过程,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又转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思维范式和行为方式, 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行动;此外,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还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预期, 包括对自己行为的预期和对他人行为的预期, 因而每个社会成员不仅会按照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安排行事, 而且会以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为依据来预测他人的行为。综上所述, “结构-制度分析”通常是有效的。

但是, 以下两种情况往往会向“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发起严峻的挑战:

第一种情况是, 现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 几乎都是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 其中关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般理论往往都是从西方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的, 由于中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社会、推导中国人的行动, 可能就会“失效”, 起码是“部分失效”。

第二种情况是, 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来推导人们的行动, 这在常态情况下往往比较有效;但在非常态情况下, 这样的努力就可能失败。而突发事件就是一种典型的非常态。面对突发事件, 相关的人群无论是“急中生智”还是“忙中出错”, 往往都会表现出一些由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所难以推导出的行动;甚至这些“急中生智”或“忙中出错”的行动, 还有可能作为新的元素, 促成原有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演变, 即形成新的关系、构建新的结构、创设新的制度。

因而在中国面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情境下, 所有社会成员, 不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者, 还是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 都会表现出常态情况下不多见甚至不曾见的回应行为, 这些行为按照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一般理解是难以推导出来的;如果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 不仅可以揭示出这些行为并予以很好的理解, 还能再现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方面的新变化, 进而把握既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当初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说, “过程-事件分析”在应急管理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这些年来, “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的确在应急管理研究中大显身手, 具体表现为现在的应急管理研究大多集中于一个个的案例分析。究其原因:首先是应急管理源于公共突发事件, 尚停留在应急处置阶段,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对其的研究自然也就以事件为起点, 描述整个应急处置的过程, 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其次, 即使事先有完备的应急预案, 许多应急处置过程也充满了随机性, 为救援处置人员留下了很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这些年政府创新大多数源于应急管理中的创新, 就是例证;再次, 应急过程往往涉及多主体、多手段、多影响因子, 能够充分展现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隐形的社会结构;最后, 应急管理中的突发事件与应对过程本身的故事性强、关注度高、社会震撼力大, 案例研究既有效, 可读性也强。

讲故事式的“过程-事件”案例分析必要且有意义, 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可以说, 每个案例本身的事件类型、演进过程、社会情境、处置方法及其效果都各不相同, 从其中某个案例研究引出的结论 (包括经验或教训) 不仅会不适用于其他的案例, 甚至还会取得完全相反的后果。

先看经验的总结。2008年4月28日, 山东省胶济铁路淄博段两列客车相撞, 造成7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011年7月23日, 浙江省甬温铁路温州段两列动车追尾, 造成3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两起公共突发事件均属同一种类型:事故灾难→交通事故灾难→铁路交通事故灾难;肇事者同为铁道部, 应急救援办法相同, 就连新闻发言人也是同一个王勇平。然而这两场应急处置的效果却大相径庭:前一起被国务院应急办树为事故灾难类应急处置的典范, 后一起则被社会舆论广为诟病。原因就在于, 时隔3年零3个月后, 社会情境与技术背景有了极大的不同:前者所处的年代, 手机所拍摄的任何资讯都需要通过某个终端插口才能上传到互联网, 然后被网民们所共享, 整个事件的信息渠道被官方所垄断, 传出来的都是同一个声音;后者所处的年代, 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已两网合一形成了移动互联网, 社交自媒体得到蓬勃发展, 在第一批消防队员接警赶到现场前, 灾难现场的信息 (包括文字的、静态图片的、动态视频的) 早已通过现场幸存者和目击者的手机发到了互联网上, 按照互联网传播的规律迅速扩散开来, 再也不能被官方所垄断。难怪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无奈地表示:“你们不信, 反正我信!”

再看教训的吸取。2015年中国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为惨烈的两起公共突发事件当数6月1日“东方之星”游轮长江翻沉事件 (6) 和8月12日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件 (7) 。在“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的应急处置中, 数千救援人员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行动较为消极, 救援成效不大。如果说其最大的教训是“消极被动”的话, 那么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件应急处置的最大教训则是“积极盲动”。在不了解起火物品是何种危化品的情况下, 指挥员贸然命令消防队员冲进火场用水灭火, 引发危险品仓库爆炸, 导致正在救援的近百名消防队员牺牲。

上述两对案例的比较说明, 单一的“过程-事件分析”式的应急管理案例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往往不具有普适性:将某一应急管理案例中的成功经验引入几乎完全相同的另一场应急管理实践中去, 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失败;汲取某一应急管理案例中的不成功教训去处理另一场应急管理实践,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灾难性后果。因此, “过程-事件分析”在应急管理案例研究中的作用很有限。

当下, 应急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都呼唤我们超越讲故事式的“过程-事件分析”。首先, 这是寻找应急管理规律性、增强应急管理主动性的需要。所谓规律性, 就是千变万化的现象之背后相对稳定的本质, 因此规律性具有稳定、重复、恒常的性质。这就要求我们从大量的公共突发事件及其应对实践的比较中, 去发现应急管理的结构、制度、规则, 然后依据初步总结出来的这些结构、制度、规则去分析其他更多的公共突发事件及其应对实践, 以便证实或证伪初步总结出来的关于这些结构、制度、规则的认知, 修正、发展、完善我们对应急管理规律性的认识。只有真正把握了应急管理的规律性, 才能摆脱“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被动局面, 争取到应急管理的主动权。

其次, 这也是实现预案电子化、数字化的需要。目前应急预案建设已经基本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全国各类预案近千万件, 如果仍以纸质文本的形式保存, 则检索起来极为困难, 加上突发事件的应对刻不容缓, 所以应急预案需要电子化、数字化;突发事件常常呈现“连锁反应”, 相关应急预案必须联动才有效果, 这也有赖于预案的电子化、数字化;突发事件的应对需要多部门、多单位合作, 这又提出了应急预案的共享问题, 共享的实现同样离不开预案的电子化、数字化。而应急预案的电子化、数字化, 必须以应急管理过程的结构化为前提条件。应急预案电子化、数字化平台建设包括应急预案库、应急资源库、应急案例库, 只有建设好这一平台, 才能真正提高应急预案的效能, 提升应急管理的水平。

最后, 这还是应急指挥系统统一化的需要。从国家层面来看, 中国已经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统一概括为“公共突发事件”, 也将减灾、安监、疾控、食安、维稳统一到了“应急管理”的范畴中来, 但尚未完成应急指挥系统统一化的任务, 仍然实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 而实施分类管理的各部门和落实分级负责的各层级, 还没有使用统一的命令术语, 更何谈统一的指挥系统。美国的国家事故管理系统 (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简称NIMS) , 就是由消防部门的事故指挥系统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简称ICS) 扩展而来的一套统一的命令术语和指挥系统。而要做到命令术语和指挥系统的统一, 应急管理的结构化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探索新的“过程-结构分析”方法

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 曾著有《新工具论》 (The New Organon) 一书, 尖锐地批评了“蜘蛛织网”式的教条主义研究方式, 只知道从《圣经》和圣贤 (如亚里士多德) 著作中推演出结论, 尽管也可以把网织得很大很华丽, 但总有一天蜘蛛肚里的丝会吐尽;也尖锐地批评了“蚂蚁搬家”式的经验主义研究方式, 只会把自己所见到的、分散在各处的现成的小东西聚集起来, 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知识。他大力倡导“蜜蜂采花酿蜜”式的研究方式, 从现实世界中采集花粉, 在自己肚里加工改造, 酿造出原本不存在的蜂蜜, 即通过科学的归纳法, 创造出崭新的知识。

我以为, 纯粹的“结构-制度分析”犹若蜘蛛织网, 彻底的“过程-事件分析”犹若蚂蚁搬家。如果没有一个个的鲜活案例, 结构框架是死的、空洞的;反之, 如果没有结构框架, 一个个案例则一盘散沙,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此, “过程-事件分析”要和“结构-制度分析”结合起来, 案例研究要和理论建模结合起来, 这就是以我为首的研究团队近些年来一直在探索的“过程-结构分析”。“过程-结构分析”力图像蜜蜂采花酿蜜一样, 从大量应急管理的现实案例中, 归纳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新知识来。

2007-2008年, 我们整合了社会学关于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和行政学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 构建了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相衔接、风险预警和危机管理相统一的分析结构, 并运用这一分析结构具体研究了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在研究中, 还按照有没有组织策划、有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 将所有群体性事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等四个类别, 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法。 (8)

2010年, 我们又试图贯通“工程-技术”、“组织-制度”、“政治-社会”等三大研究传统, 将三大研究传统中的“灾害”、“危机”、“风险”等三大核心概念予以整合, 提出了“风险-灾害 (突发事件) -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 并据此建构了源头风险治理、事发应急处置、事后危机化解的全过程动态管理。 (9)

2015年, 我们进一步从不同层次的视野出发, 建构了应急管理的五个考察尺度和相应的五种结构。所谓“尺度”, 是指理解应急管理的视野范围;所谓“结构”, 则是指应急管理中核心要素的相互关系。即在社会变迁尺度上, 应急管理的结构表现为应急处置、公共危机管理、社会风险治理这三者的关系;在治理结构尺度上, 应急管理的结构体现为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的关系, 也就是应急管理中政府机构、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 (包括相对于政府而言的非政府组织与相对于企业而言的非营利组织) 的角色、功能和相互关系;在政府架构尺度上, 应急管理的结构在纵向上表现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横向上表现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综合的应急管理机构与分类的应急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同一层级上不同管辖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以及常设的应急管理机构与临时的应急指挥部之间的关系;在政策体系尺度上, 政府应急管理的结构至少包括立法和执行两个过程, 体现为应急立法与应急预案之间的关系;在运行机制尺度上, 应急管理的结构就是应急管理循环圈, 中国的应急管理循环圈为: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 (10)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又以2004-2013十年间中国所有的特别重大 (Ⅰ级) 公共突发事件共86起 (其中自然灾害7起、事故灾难77起、公共卫生事件2起) 案例为研究对象, 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在横向比较中求同, 得出了中国应急管理现存的“彗星”结构;在纵向比较中求异, 发现了中国应急管理结构演进的趋势。

在此期间, 我们还从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汲取灵感, 提出“风险场域”的结构模型, 用以分析一系列安全生产事故的案例, 通过考察风险的源头、被卷入的行动者、场域中可利用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和演进, 具体分析风险场域运作的动态过程。 (11)

我们还从“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中引出具有政策操作性的风险放大和风险过滤结构, 用以分析一系列防灾减灾救灾案例, 探讨政策越位和政策缺位的机理, 提出政策适位的路径。 (12)

近两年, 我们又特别重视对邻避冲突和邻避设施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以研究。用价值、理性、权力三者互构的关系结构, 分析邻避风险场域中的行动者———厂商、地方政府、原住民、外来移民、环保NGO乃至中央政府———之间的价值冲突、策略选择、权利博弈;以及他们在邻避冲突中的社会学习机制。 (13) 还按照风险来源 (内与外) 和作用机理 (自然与社会) 两个维度, 构建了经济效益、技术安全、环境影响、社会稳定四类风险及其评估的关系谱系。 (14)

最近, 我们正在按照“过程-结构分析”方法, 着手建设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科技环境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稳定风险评估等5个案例数据库, 再从每个案例数据库中精选部分案例, 分5集编辑出版。

当然, 尽管我们在“过程-结构分析”方法的探索上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但尚不能对各式各样的案例做规范化处理和标准化编码, 尚没有一套可以对众多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的通用办法, 同应急预案电子化、数字化和应急指挥系统一元化的要求相比, 还有不小的距离。这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依靠大数据和模拟仿真的最新技术予以突破。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第17页。

(2) (3) 转引自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222页。

(4) 严格说来, 将这场争论称为衣阿华和芝加哥之争是不确切的。因为布鲁默在20世纪中期就离开了芝加哥, 而库恩在此后不久就逝世了, 在他去世以后, 该派的大多数学者也在60年代转入印第安那大学。所以, 衣阿华和芝加哥之争, 只是一个称呼和标识, 并不代表争论所真正发生的地点。

(5) 转引自[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下) , 邱泽奇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1年, 第33-35页。

(6) 2015年6月1日21:30, 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轮, 在从南京驶往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 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沉没, 造成442人遇难。

(7)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 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 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

(8) 参见童星《社会学风险预警研究与行政学危机管理研究的整合》,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 (内刊) 》2007年第5期, 以及《学术界》2008年第2期。

(9) 参见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0) 参见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1) 参见张乐、童星《事件、争论与权力:风险场域的运作逻辑》,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2) 参见陶鹏、童星《我国自然灾害管理中的“应急失灵”及其矫正———从2010年西南五省 (市、区) 旱灾谈起》, 《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3) 参见张乐、童星《价值、理性与权力:“邻避式抗争”的实践逻辑———基于一个核电站备选厂址的案例分析》,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张乐、童星《“邻避”冲突中的社会学习———基于7个PX项目的案例比较》, 《学术界》2016年第8期。

(14) 参见童星、张乐《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