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 社会治理. 2020(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村到城市，基层社会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和治理体制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社会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关于基层社区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很多研究的结论。这次疫情防控和治理的实践，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和验证这些结论。
◆在这次疫情防控的基层社会治理中，从实施的系列实践证明“管用”和“有效”的措施中，单位社区、街居社区和商品房社区、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并没有显示出根本性的差别，而是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各种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传统和现代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总结疫情防控中的社会治理经验，以下四点非常重要。一是快速有效深入到千家万户的社会动员机制，二是形成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三是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四是数字社区网络和服务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十四五”期间要努力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突出强调“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意味着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在未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位置。
这次仍在全球肆虐泛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未有的社会突发事件，已经远远超出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
我国作为较早发现和应对这一疫情的国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但在一些西方国家很难实行也备受争议的举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统一调控、在疫情爆发中心“封城”、禁止疫情期间人群聚集、全民公共场所戴口罩、全民健康码验证、病毒携带人密切接触者全面追踪隔离、阻断境外来华人员传染源、基层社区防控科学分级，等等。特别是基层社区治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让世人对不起眼的基层社区治理刮目相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长期以来，基层社区治理一直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变革，是社会巨大变迁的组成部分，从农村到城市，基层社会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和治理体制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社会学涌现出一大批关于基层社区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很多研究的结论。这次疫情防控和治理的实践，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和验证这些结论。
一、从单位管理到社区治理
我们已有的研究曾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是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所有制体制的改革，大量非国有单位产生，社会流动也大大加强，单位制、身份制、档案制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人们也逐渐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很多研究中，这个变化过程也被概括为基层社区治理从行政性向社会性的转变或从垂直型管理向扁平化治理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既适应了现代化社会流动加快的要求，也是一种返璞归真，即回归社区的自治本义。
二、从熟人社区到陌生人社区
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传统的乡村社区，是一个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而现代化的过程，是从乡村熟人社会向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城市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众多社会学家的研究关注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在新生的陌生人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不少学者，用半是无奈、半是伤感的笔触描述了熟人社会的衰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区人数规模快速缩小，而城市社区的人数规模在不断扩大，由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乡村原有的社会关系纽带出现了一些断裂现象，但基本还保持着熟人社会的特征。而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基本形成了四种社区类型：即单位半熟人社区、街居半熟人社区、城中村半陌生人社区和商品房陌生人社区。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认为，应当在陌生人社会中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增强社区的社会交往、社会互助和凝聚力。
三、网格化社区管理和网络化社区治理
网格化社区管理，是根据一定标准将城市空间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依托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实现城市基层治理过程的动态性和即时性监控与管理，满足城市居民的服务需求。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首创“万米单元格+城市部件管理法”治理模式，经过10多年的发展，网格化社区管理在全国推广并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有的学者也提出以“网络化社区治理”加以补充。所谓“网络化社区治理”，就是注重社会关系网络与互联网网络的融合，强调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注重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然而，在这次疫情防控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在实施一系列实践证明“管用”和“有效”的措施中，我们所说的那些单位社区、街居社区和商品房社区、熟人社区和陌生人社区，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根本性差别，而是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各种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各种传统和现代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特别是把责任落实到基层的网格化管理，在社区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原来思考的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有效防控疫情的社区治理实践逻辑，似乎并不一致，需要重新思考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方向。
如果对新阶段的社会治理、特别是疫情防控中的社会治理总结经验，以下四点非常重要。
一是快速有效深入到千家万户的社会动员机制。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抓手，从纵向到横向，单位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广大民众广泛参与，采取周密精准、管用有效的措施，追踪控制每一个传染传播源，有效防止疫情蔓延。实践表明，深入到千家万户的快速动员机制，对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至关重要。
二是形成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我们看到，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西方社会民众因防控措施出现了激烈的社会争论和对立，造成集体意识的缺失和社会共识的崩塌，甚至演变成社会分裂和社会冲突。我国面对疫情的严重社会威胁，舍小我为大我的传统集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严格防控的全民社会共识。东亚一些国家的传统集体意识，也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实践证明，我们过去社区研究中忽略的集体意识问题，需要得到加强。
三是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的要求，实行了科学的疫情防控措施分级体系，根据疫情变化及时升级和降级，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保障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实践要求，今后的社区治理体系必须能够既应对常态生活也应对非常态风险。
四是数字社区网络和服务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基层社区普遍建立了各种以手机为主要终端的数字社区网络，建立了各种传递信息、普及防控知识、提供社区服务的微信圈，快速有效地传达各种防疫要求和信息，产生广泛的社会互助，阻断谣言的传播，互联网服务平台也能够把各种服务在疫情期间送达千家万户，“快递小哥”成为疫情中最忙碌的人，保障了居民在疫情中的正常生活，稳定了社会心态。实践表明，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与社会网的融合将会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总之，这次疫情为社会学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验证、修正和完善那些我们已有的关于基层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形成一种既能够抵御非常态现代社会风险又能够适应常态经济社会生活、既有社会秩序又有社会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作者单位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