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4月08日 08: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亚泽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对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动管控措施。其中，基层社区是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群防群治的最前沿。守住社区防线，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是中国疫情防控模式全局成败的关键。
我国疫情防控战略部署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关口前移，重心下沉，严密控制病毒传播。这一战略部署之所以有条件实施，得益于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基层治理体系。疫情发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由区县部门、街道（乡镇）和社区（村）组成的基层治理体系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承担了繁重的防控任务。在这次基层“疫”考中，我们感受到了近年来基层治理取得的成就，发现了基层治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看到了应对突发危机事件时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此，需要以疫情防控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
基层治理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当公共危机突然来临时，如何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将民众迅速组织和动员起来克服共同的困难，这是国家治理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社会拥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党员队伍，具有发挥强大社会动员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优势。从这次疫情防控来看，基层党组织在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落实联防联控责任中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奋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在接近群众、服务群众中得到了群众的认同。疫情防控工作使“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政治标准通过实际行动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治理绩效。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可以有效消弭国家意志与社会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的在场状态，这是实现基层社会与国家对接的政治保障。基层党组织需要坚持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价值指向，引领基层群众在参与基层治理中实现公共事务的善治。
基层治理需要完善治理体系的内在结构。基层治理体系衔接政府管理服务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一个复合型的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科层管理和社会自治两种不同的运作逻辑。在拥有政治、组织和资源优势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可能会改变基层治理的运作逻辑，导致基层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在一些地方，上级部门忙于发通知、收表格、搞验收，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基层治理处于“小马拉大车”的运转状态，没有更多精力回应群众诉求。即便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表格抗疫”“留痕抗疫”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依然存在。为了赢得这次大考，中央部署机关党员干部有组织地下沉到了社区一线，矫正了防控力量倒置产生的基层“空转”现象，这一成功做法需要长效化、制度化。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应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的资源沉到基层，让基层有做事的能力。要推动基层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发展，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通过做好家门口的服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层治理需要健全协同共治的运行机制。基层治理的内容多是社区公共问题，这些问题解决需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动，也需要普通群众的广泛参与。这次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激活了多元力量参与公共问题治理的内生动力。一些企业在物资等方面对社区抗疫给予了有效支持；各类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都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介入了社区防疫和公共服务工作中；在不少地方，居民们还自发组成网络社区，通报疫情、互相帮助。事实证明，基层治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随着社会活力的不断增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机制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未来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应将疫情防控中建立的“社区+物业+自治委员会”“干部+党员+群众”“网格员+志愿者+群众”等协同共治机制制度化、长效化，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基层治理，努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治理需要加强依法治理的水平。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也是提升基层治理品质的基本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这些内在的需要会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对基层治理的种种诉求。在疫情防控期间，有的地方出现了借防控之名滥用权力的现象，引起人民群众不满。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层治理主体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能力。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强化依法治理的理念，推进基层治理依法进行。处置公共突发事件、实施各项社会治理措施必须符合法治精神和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推进基层治理创新筑牢法治堤坝。同时，还要在社会成员中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识，让依法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共识和行为准则。
基层治理需要加大科技支撑力度。近年来，数据科学的突飞猛进宣布了数字治理时代已经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基层治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数字技术的有效运用节约了国家治理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更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同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相比，这次疫情防控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数字治理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向防疫及群众生活、工作需求的数字技术创新得到了大量运用。一些地方运用数字防疫系统为基层群众提供“同行程查询”“在线问诊”“健康教育”等智能化服务；各地“健康码”的推出，大大方便了群众出行，也切实起到了为基层人员减负的作用；云上办公、腾讯课堂等“互联网+”技术在全国范围内支撑起了大规模的居家办公活动和网上课堂活动。在不知不觉间，数字化治理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危机事件之后，应加快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步伐，把数据的力量与群众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更好地回应群众的关切和诉求。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次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没有强大且运转良好的基层治理体系，就无法有效应对现代社会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挑战，更无法支撑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这次疫情“大考”为契机，我们要不断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高基层治理应对现代社会风险挑战和服务基层群众的能力，为开辟大国治理的新境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