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5月04日 08: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丁贺

乡贤文化是千百年来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乡贤文化，对于传承乡村文明、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围绕新乡贤文化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林继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普光、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利群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萧放。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观点认为，乡贤文化植根于传统农耕社会，在现代社会已没有乡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土壤，也没有乡贤发挥作用的环境与条件了。对此，您怎么看？

　　林继富：一方面，现代乡村是在传统乡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结构在现代乡村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乡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土壤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现代乡村治理始终存在着行政资源有限与事务繁杂之间的矛盾，因此，现代乡村治理不仅需要相关部门的有效治理，也需要新时代乡贤的积极参与。新乡贤应该是乡村的贤达人士，他们长期以来生活在乡村，或者与当地人保持着良好紧密的关系。他们熟知乡村社会传统，能以自身高尚的品德、突出的能力影响乡村社会风尚建设，他们热心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能够起到很好的组织和引领作用，且能获得乡民的认可、接受与信任。无论是从乡村政治生态还是文化生态建设角度来看，新乡贤的产生是必然现象，应该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待、扶持新乡贤在乡村社会治理、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赵普光：从来源上看，乡贤及乡贤文化确实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传统意义的乡土中国已经几近消失，基于传统乡土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型，传统意义上的乡贤已然消失。但是，应该看到，农村或乡土并没有消失，而是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存续、转型、增生。面对城乡的快速转型，乡贤以及乡贤文化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以便在现代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文化和哲学层面看，虽然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集中，地理空间的位移反过来更激发和强化了对人们对于乡土的眷恋。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愁”正是城市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症候。乡愁，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物理空间的故乡，二是精神空间的归宿。对物理空间的怀恋和对精神归宿的追寻，在返而不至、寻而不得的过程所产生的心理和情绪，其实就是“乡愁”。最后，从现实层面看，近年来，乡贤文化成为政府、学界及民间热议的话题和践行的方向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乡土社会，面对新的时代转型，乡贤文化的内涵也必然需要更新。一方面，从类型上看，新乡贤可分为“在地”的和“在外”的乡贤，这与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现实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新乡贤，新在观念。与传统乡贤不同，现代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乡贤必须要具备现代理念与知识结构。当然，创新并非割裂传统。新乡贤主要指乡村中有文化、有贤德、有威望、热心乡村公益的贤达人士，而对文化的占有和维系则是其最核心要素。换言之，无论乡贤内涵如何变化，作为民间知识精英所担负的文化传承、道德感召的核心功能要素理应坚持。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新时代如何构建新乡贤文化？

　　赵普光：一方面要批判传承传统乡贤文化，加强相应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成立各种乡贤组织、凝聚群体力量，倡导和建立在地与外地的合理互动机制等举措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其中最根本的是通过引导和组织，真正实现农村内生性文化的培育滋长，新乡贤是文化的承载者，应当坚持以文化人，从根本上建立农村内生性文化。

　张利群：应当赋予新乡贤文化包括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在内的鲜明时代内涵，同时，也要通过传统文化回归、经典重构、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优良家风家教等途径振兴乡贤文化。此外，政府应当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做好村民与离土乡贤的协调沟通工作，加快土地流转，为新乡贤返乡参与乡村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萧放：要进一步完善住房、医疗等保障措施，为新乡贤返乡解决后顾之忧。创新组织形式，可以乡贤会形式促成新乡贤集体返乡回报乡土。此外，基层政府也要加强对于新乡贤群体的精神关怀。

    记者 丁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