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3月05日 0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荣茂
对科学建构的理解,最早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代表,认为对科学实在的把握与心智作用的哲学观点有关,主张一种心智的“建构”,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学理论。但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科学建构的理解开始转向社会学理论,其中代表性人物当属主张实在的“社会建构”观点的伯格和卢克曼,他们在1967年出版的《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实在和知识归于某种社会语境,两者的关系应该在该语境中进行社会学分析……知识社会学其实是关于对实在的社会建构分析。”从此,众多学派相继以“社会”的视角对科学的建构展开研究。
爱丁堡学派提出强纲领。20世纪70年代,西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有了新进展,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关注科学知识问题,由此兴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的研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种强调社会因素对思想影响的主张不断扩散到众多领域,也使建构主义实现了“社会转向”。在这种转向的基础上,以布鲁尔为代表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通过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提出了“强纲领”,即认为所有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都离不开社会建构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信念是相对的、受社会决定的,是处在某种社会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协商讨论产生的。
弗里德曼指出,“强纲领”隐含着一个宏大的哲学抱负:排斥科学哲学的科学合理性解释,而主张社会学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爱丁堡学派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学说。社会建构主义虽然存在多种不同的含义,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是,某些领域的科学知识是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通过相关社会群体的活动和协商形成。这一理论强调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提倡一种集体共建的思想。
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的知识内容与社会研究有机结合,注重考察科学知识生产的实际过程,关注社会因素。围绕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等传统的科学认识论问题,“强纲领”以其独特的分析视野和背景,将这些问题重新进行定义和说明,由此展开了对科学知识如何形成的社会学研究。
巴斯学派提出“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针对爱丁堡学派宏观研究理路的缺陷,在微观研究理路的基础上提出了“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即对“相对主义”的自然科学进行“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解释。巴斯学派通过研究一系列的科学争论案例,试图说明科学知识的生产是行动者间偶然“谈判”或“协商”的结果,同利益关系存在较大关联。柯林斯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的作用远大于自然的作用,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因此要将社会世界作为真实的来处理,而要将自然界作为社会建构来处理。
在柯林斯的著作《改变秩序》中,他向人们讲述了“科学争论研究”理论。他选择TEA激光器的建造、引力波的检测和灵学实验作为科学实践的案例进行说明,这三者分别代表科学的常规状态、科学革命的状态和科学的超常规状态。TEA激光器的建造可以按照最初的设计进行,不用再被检验,也无需特殊的材料及技术,所需要的知识只是一种简单的“技能”。这是一个常规科学的典型案例,柯林斯借此想说明的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应采用社会学视角对其进行考察。
在柯林斯看来,科学知识通过这种过程得以形成:在体制化的规则影响下,个人的认识被限定在固定的盒子里,一些不符合规律的认识被认定为错误,而剩下的知识被归入到原有的知识系统。形成世界秩序的是社会,社会导致了体制化信念的统一,进而影响着科学知识的建构。
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验室是生产科学知识的典型场所。1979年,拉图尔和伍尔伽出版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一书,旨在超越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模式,推动了社会建构主义走向研究“科学实践”与“科学的微结构”的新阶段。在上述理论实践中,以拉图尔和伍尔伽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范式被称为“巴黎学派”,他们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科学进行内在的描述和解释。
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索尔克(Salk)研究所进行长达一年十个月的蹲点研究,拉图尔等人如实记录科学家们的日常操作与言谈,发现科学“证据”的接受不再是以往所认为的逻辑上的必然性推论,而是取决于同行之间的协商讨论和裁决。他们认为,实验室拥有仪器设备、科学文本和研究人员等资源,这些资源仅仅是为建构科学事实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而研究兴趣、职业实践、学科未来、时间限制和人格评价等社会要素都会影响研究者对科学主张的接受程度。
实验室的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拉图尔等人认为,实验室好比一个工厂,科学知识在某条流水线上被生产,一些事实被建构出来,而另一些事实尚未被建构出来。科学实在是争端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通过科学仪器,实验材料被转化为可以直接作为科学争论之证据的刻入符号(数字、图表、图像等),研究者根据这些符号写出科学论文,提出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根据科学争论的情况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最后使命题或主张变成“科学事实”。后来,拉图尔等人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科学的建构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新的观点,认为应当以社会的最终形成来理解科学的建构,科学的建构与社会的形成是同步的,这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
从爱丁堡学派到巴斯学派再到巴黎学派,他们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的作用,让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理解科学的建构,形成对科学本质的新认识,从而避免单一的自然决定论观点。这有利于重新把握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拓宽理论和实践视野。未来,或许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需要更大的包容性,通过与更多学派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对话,实现自身的学术创新和发展。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