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20日 09:54 来源：《社会建设》 作者：郭占锋 李卓
摘 要：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其理论研究和工作方法都相当匮乏。在政府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下，系统梳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重要问题，对于构建本土化的农村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概述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其次，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文章指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又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进而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未来的研究与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发展阶段；机遇；挑战
作者简介：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工作；（陕西杨凌712100）李 卓，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北京100193）
一、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
张和清等学者在梳理西方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时，发现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所占的比例很低，而且存在着不少历史发展的真空阶段[①]。同样，笔者在梳理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文献时，也发现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文献数量很少，而且也存在发展的空白阶段。在“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数据库”（CNKI）中以 “社会工作”和“农村社会工作”作为检索词，时间区间设为“1990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按照“主题”检索分别获得9751篇和108篇研究论文，然后通过阅读文章标题、关键词、摘要甚至全文，剔除无效文献，对上述有效文献刊发年度进行统计得到图1。
由图1可知，1990年以来有关“社会工作”的研究没有间断，上世纪发文量较少。进入新世纪以来，发文量增长迅速；从2007年开始发文量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多数年份保持在500篇以上。但是，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却相当稀少，从“1990年1月1日年至2014年12月31日”统计到的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数量一共有108篇，年平均发文量仅为4.3篇，只占这一时期内社会工作研究论文数量的1.11%。这说明自上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了研究的真空阶段，如从1990年-2002年之间，在”中国知网期刊论文数据库”中以主题“农村社会工作”进行检索，获得的研究论文数量为0，说明农村社会工作曾出现过研究的真空阶段。
对检索到的108篇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再以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 新农村发展研究”、“ 理论与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研究”、“ 农村扶贫研究”、“ 农村养老研究”、“ 农民生计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研究”、“ 妇女发展研究”和“农村残疾人研究”为主题进行分类统计，通过阅读文章标题、关键词、摘要甚至全文，对上述有效文献按照具体的研究主题进行统计获得表1。
由表1可知，在检索到的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中，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方面，占所有文献的比例为21.3%，其次是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其他相关研究所占比例为20.37%，关于新农村发展研究的文献所占比例为19.44%，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文献所占比例为12.96%，关于”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研究”的文献所占比例为11.11%，关于农村扶贫研究、养老研究、农民生计研究、留守儿童研究、妇女发展研究和残疾人研究的的文献所占比例分别为5.56%、3.70%、2.78%、1.85%、0.93%和0。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且研究主题相对分散，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新农村发展研究、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实务模式研究等方面，下面将对这些具体的研究主题进行分类述评，以期获得对国内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宏观了解和整体把握。
（一）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
一般认为，社会工作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保护性社会制度安排，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互动与调适的过程。社会工作的个别化原则、中外社会文化体系的差异，以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等使本土化成为必然[②]。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农村社会工作作为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与突破口，也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以高校师生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学院派”社会工作占据着重要位置，它开启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征程。尽管1917年上海成立的“沪东公社”开启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先河，但历史上第一次以“社会工作”名义从事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的应该是燕京大学1930年开始举办的“清河实验”[③]。它不仅推进了清河农村社区发展，而且造就了一批社会工作人才，推进了乡村建设运动”[④]。近年来，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史铁尔等人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角度对如何培养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人才进行了探索，并提出了由课程实践、隐性课程实践、认知实习、综合实习和农村社会工作实习构成的一个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模式[⑤]。有学者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制度性条件进行了反思，指出体制内演进与体制外发育是冲突的，不存在人们善良期望的互补关系，必须处理必要的制度性撞击和互相调适[⑥]。但关于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没有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上，更有学者积极深入农村地区开展专业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本世纪初，一批高校社会工作师生在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运用社会工作理念与技巧，开展一系列富有创新的扶贫与农村社会建设工作，逐步形成了云南绿寨经验、湖南湘西探索和江西万载模式等三种实务模式[⑦]。
（二）农村社会工作与新农村发展研究
中国正在经历着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任务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⑧]。社会工作作为一个社会的“安全阀”，对缓解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良性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领域而受到广泛关注。探索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科学性及其在广大农村的适应性对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应该充分发挥社区工作方法、小组工作方法与个案工作方法在解决农村社会问题中的作用，既可以推动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⑨]。同时，应该积极发挥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与培育农村社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等发面的功能与作用[⑩]。秉承“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通过专业服务来整合社会资源和提供专业的服务与支持，推动农村社区弱势群体走向“自救、自立、自助和自强”，有效缓解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带来的不和谐因素，促进转移劳动力家庭的和谐，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11]。在具体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依据不同理论与现实依据进行角色选择，主要应该发挥好社会照顾或社会服务者、冲突解决者与社会调谐者、另类发展促进者以及农村居民自治的践行者与推动者的角色[12]。
（三）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原有的国家社会福利组织已经无法满足市民的多元化需求，承担着各种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半官方机构和新兴的非政府部门也越来越意识到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性”[13]。在此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伴随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与中国自身的不断探索，城市专业社会工作在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却相对滞后。目前，农村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外部知识的进展，“理论外借”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乃至整个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14]。目前，在对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与实践模式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主要的分析视角有优势视角、比较分析视角和文化分析视角，理论主要有增能（赋权）理论⑧、底层视角理论⑨、优势视角理论⑩以及个体发展受环境影响的[15][16][17][18]生态系统理论①。在农村社会工作方法研究方面，主要是将城市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引入农村社会工作实务中，有学者提出将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工作分别应用到农村特殊人群帮扶、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与群众工作中去，发挥农村社会工作方法的专业性，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19]②。但是，在看到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经典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所具有的优势时，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农村社会工作所处的发展阶段，传统的行政性工作方法在一定的场域下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农村社会工作行政与民政社会工作方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并存发展。因此，在具体的实践中应该发挥两种工作方法的优势，加强社会资源整合，更好的促进农村社会工作发展③。
（四）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研究
在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史上，最早以“社会工作”名义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应该当属燕京大学于1930年开展的“清河实验”③[20]。之后，关于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探索和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工作在国家的推动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均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实务工作和服务领域也得到了新的拓展。一批关注农村发展的高校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农村建立研究基地，开展新一轮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实验，如香港理工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建立的绿耕城乡互助社，分别在云南平寨、四川映秀和广东从化三个村庄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④[21]。史铁尔等人在湖南湘西开展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以社区治理为视野，以城乡公平贸易为平台，以社会工作服务站为载体，以生态合作社为基础，采取文化引导的策略，应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重新建构农村社会互助的支持网络，为农村弱势人群提供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⑤[22]。当然，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江西万载县也开创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逐渐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扶持、社工引领、农民参与、法治保障、和谐共建””的“万载模式”。从总体来看，万载县对农村社会工作的探索是成功的，但是也存在政府过度干预、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组织缺乏活力等缺陷⑥[23]。以上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是目前国内影响较大，实践较为成功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这些实践对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农村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农村扶贫、农民生计与农村留守人口研究
人文贫困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农村人文贫困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专业助人活动，在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24]。同时，应该调整农村扶贫工作的思路，把农村和农民看做发展的主体，以农民自身能力建设为核心，提升农民的内源发展动力，改善干群关系，消除新型贫困[25]。尤其要关注农村三种人群的发展，即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可持续发展。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不断增多，在日常生活中留守老人面临着多种困难，如生病时无人照料、传统养老面临困境和情感难以寄托等问题③，而通过农村社会工作的方式却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养老方式的缺陷[26][27]。农村留守妇女作为农村社会的弱势群体，面临着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的”三座大山”，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帮助农村留守妇女进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帮助其成功应对家庭结构变迁，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28]。农村留守儿童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转型中成长环境和发展环境发生变化，农村青少年犯罪问题和留守儿童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而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则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加强和培育农村社区组织，既可以为农村留守儿童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也可以为社会工作人才提供一种组织载体，为农村发展提供一种智力上的支持[29]。
（六）农村社会工作的其他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及的几个研究主题之外，还涉及到了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社会工作教育方面的研究。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能够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配合农村基层政府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做好农村社会各项公共服务工作。但由于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地区的认同度不高和现有农村社会工作人员无法满足服务对象需求等限制，导致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进展缓慢。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势在必行，应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社工引领的互动模式，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30]。农业高校在专业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上，应立足农业院校的使命和学科优势，以农村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实践教学育人功能，探索培养高素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31]。在基层农村社区中应该积极动员和吸纳当地青年参与农村社会工作，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职业岗位、培训制度和薪资机制，进而建立一支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都较高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32]。同时，应该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中具体制度的建设，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继续教育制度建设，逐步探索建立社会工作终身教育体系[33]。
二、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曾出现过“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阶段，导致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被边缘化。至今，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主流的专业社会工作已经变成了城市社会工作的代名词，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缺乏，而且也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34]。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同样面临被边缘化的问题，目前国内进行的专业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也受到西方主流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城市专业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匮乏、理论视角缺乏和工作方法单一，而且还存在承认问题，农村社会工作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承认[35]。高校课程设置和专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城市社会工作上，仅有部分农业高等院校开设了农村社会工作课程，开展了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是，培养出来的农村社会工作人才最终都流向了城市，不愿去农村基层开展专业的社会服务工作，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匮乏也是当前农村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完整体系，士绅为缓冲，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体系中起重要作用[36]。晚清以前由国家、士绅、农村构成三元格局，在这样的三元格局当中，士绅成为连接国家和农民的中间阶层[37]。传统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社会结构特征是以生活和生产相重合的家庭为单位，以家族、亲友、邻居为生活共同体。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难以发育出专业意义上具有”利他主义”的社会工作[38]。没有农村社会工作存在的社会基础，农村社会主要通过村民亲友或邻里实现互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然而，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以晏阳初、雷洁琼等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工作者”。据统计，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组织有600多个，设立的实验区多达1000处[39]。因为战争等原因，这些乡村建设实践虽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农村社区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却意义深远。
1949年以后，”全能政府”几乎包揽所有的农村社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总体性社会”开始发生变化[40]，国家—社会慢慢开始不再重合，民间社会力量逐步发育，农村社会工作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取了显著的成绩。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社会工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工作，与城市社会工作相比，其发展在覆盖面、专业化、职业化等方面严重滞后，而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则急需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和干预[41]。自2001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也一直处于探索和实践中，相继出现了“湘西模式”、“万载模式”和“云南模式”。整体而言这三种模式都具有服务农村和农民的取向和效果，且各具优势。但是，以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做参照来看的话，当前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与城市社会工作相比，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严重滞后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来看，中国农村的综合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面临的生存压力和各种困境更大，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但事实上，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工作机构，目光更多地是投射在城市而不是农村[42]。在我国，社会工作已经在城市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则还处于起步或探索阶段，农村社会工作显得非常滞后，当前的研究成果也极为有限。目前，国内以“社会工作”命名的专业性学术期刊仅有《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与管理》3本。《农村社会工作》的教材仅有5本，而且内容重复，缺乏创新，理论缺乏本土化，同时也缺乏与国际专业社会工作的交流。笔者认为，张和清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定义虽然比较冗长，但是理解还是比较到位，强调了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秉持的工作理念、持守的伦理情怀和工作方法[43]。另外，就期刊文章而言，主要从农村发展项目的运作实践中去发现农村社区社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文化冲突、项目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利益关系、以及不同农民群体的参与程度进行解析。这些研究都相对分散，且目前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较少，比较成功且有影响力的仅有”云南绿寨模式”、”湖南湘西模式”和”江西万载模式”。
（二）仍然沿袭单一的视角分析农村社会问题
纵观当前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实施社会工作的过程，每个机构都是各有侧重，而且主题相对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有机的整体发展观。 当然，”以问题为导向”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者晏阳初也曾遭到过学界的批判。有学者认为，作为近代乡村运动的旗手，晏阳初则是把目标瞄准了中国乡村社会，而且所有农民都患上了他凭借理性所诊断出来的“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因此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此加以诊治。这种思考乡村和描写乡村的模式在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民众看待乡村社会的眼光，“可以说这是一种医生的眼光，是一种容不下一点病菌和疾患的眼光”[44]。 事实上，晏阳初抓住了农村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他没有使用单一的视角去看待农村问题，而是一直强调“四大问题”之间的关联和统一。和晏阳初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孙本文也认为，应视农村为整个不可分割的社会团体。农村建设就是这整个农村社会生活的建设，农村社会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农村经济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农村组织问题与农村卫生问题。农村建设的主要工作，就是同时推进并解决这四种问题[45]。 现在许多民间组织，更多的是结合自身的组织使命和宗旨，侧重于其中的某一个问题，例如卫生或教育等。总之，限于财力和组织的使命，这些组织都过于强调农村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解决与此方面有关联的其他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对农村社会问题把握不够全面，最重要的是，这种孤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对整体复杂的农村系统也不可取的。
（三）机械套用西方的社会工作方法，导致”文化识盲”
西方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提倡的“人人参与的社会工作方法”只是一个“理想类型”。在当前农村人口结构变动的情况下，这种发展理念在急剧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项目是“外生”的，从村庄回应的角度看，村内动员的意图和机制，恰恰意在调动村庄既有的社会资源，增强村庄的内聚力，维护村庄内部的整合和团结，以规避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46]。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性知识应对发展话语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它具有改变、形塑②，甚至摧毁发展话语的能力③[47][48]。显而易见，国际发展项目要在中国农村场域中运作，必须审视在实践中出现文化识盲(cultural illiteracy)的原因。除了需要细致理解村落文化的内涵和运作，敏感觉察地方性村落文化的重要性之外，更加需要自我反思专业知识的盲点和陷阱，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村民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专业的“助人自助”之道、之技，才会行之有效[49]。 因此，全新投入的志业所代表的是，行动不能与反省割裂，反省是行动中不可或缺的[50]。有学者曾在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发现，西方的参与式扶贫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没有改变已有的扶贫体系，而是被已有的扶贫体系改变了[51]。 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社会工作是嵌入实际的社会服务之中并得到发展的。社会工作嵌入性的依附性功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 在与政府等部门合作中, 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处于次要地位, 他们所承担的任务是辅助性的, 功能的表现是依附性的。另一方面, 在服务功能的表达上, 社会工作的作用常常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他们的作用有时只是被提及[52]，由此造成了国际非政府组织 “被动性入场”和“依附性运作”的双重特征[53]。尝试用社会工作的方法进入农村社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遭遇到许多问题，例如“文化盲识”⑥和“参与表象”[54][55]。
（四） 缺乏长期的、系统的跟踪性实验研究
晏阳初提倡，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而创造的改造生活的教育，断不能不深入乡间农民的实际生活，去找问题，去找材料，去求方法来研究实验，否则坐在都市的图书馆里讲农村教育，那就是等于闭门造车①[56]。另外，研究实验有几个原则：“一是基础性, 农村生活问题，非常复杂，不能应有尽有，都去研究实验。 所以要选择有基础性的来研究实验。二是实用性。如某种问题在学术上虽然有研究价值，但是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无关系的，就用不着研究。所以有实用性，然后研究实验的结果，才可以应用到民间去。三是要由普遍性。 为研究实验的便利，总要有一个小区域，可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一个特殊的区域而研究实验的，乃是为研究实验之结果，可以推广到全国各个农村。所以，研究实验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都要有普遍性”[57]。就目前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现状来看，要么是以高校的短期实习为主，要么主要以项目的形式出现，但是最终由于时间太短或者覆盖面小，不具有晏阳初所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这种缺乏系统、长期的跟踪研究与实践是很难推动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不断转向深入化和专业化的。
（五）对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的文化缺乏深入研究
美国社会工作者认为，地理偏僻和农民居住分散，服务分散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同样需要了解乡村社区的运作，并且必须具备在该社区的价值观和结构中工作的能力[58]。农村社会工作是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作而言的，作为以农村社区为活动舞台的社会工作领域，虽然具有社会工作的共性，可以借助城市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方法技巧等开展工作，但农村社会工作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为相对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社区是以地缘为纽带、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基本是由同质性劳动人口组成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社会[59]。农村社会工作在开展工作时需要以社区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或个案为中心，其服务对象也具有独特性，农民群体的特征有别于城市居民，行为特征和心理特点有所差异，尤其是农民工、留守人口等特殊群体，需要特别关注和研究[60]。而且费孝通晚年也极力提倡农民心理研究。他认为“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我们鼓励社会学者和学习社会学的学生，把一定的精力投放到这方面的探索”[61]。就当前农村社会工作本身来说，主要从农村发展项目的运作实践中去发现农村社区社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文化冲突、项目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利益关系、以及不同农民群体的参与程度等方面进行解析。
三、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契机与前景展望
“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有了农村的长远发展，才会有国家的整体发展。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决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必须与中国的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相协调而发展。正如孙本文所言，应充分利用政治力量来促进农村社会建设，而不是仅仅依靠公私机关主持办理[62]。当前农村社会的快速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工作领域，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进入社会工作的视野，备受社会工作的关注。尤其是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剩余人口结构出现失衡，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农村社会问题不断凸显，这些新社会问题的出现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已经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社会工作由教育研究阶段步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农村社会工作也以此为契机获得了长足发展。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这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将社会工作人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六类人才之一，确立了社会工作人才在国家人才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2011 年10月中央18 部委和群团组织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又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2012 年3月中央19部委和群团组织发布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2020 年)》，是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发布实施奠定了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基础。2006 年以来，民政部、人事部本着“评用结合、识才用才”的思路，陆续颁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管理办法》等专项政策，初步形成了系统化的职业水平评价与管理制度，提升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63]。这一系列举措都促使社会工作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二）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区形态发生转化，更需要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
伴随着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老弱妇孺病残者”留守家园”，社区服务严重滞后，失去了对年轻农民的吸引力[64]。为此，《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民政部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304个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正式由城市推向了农村。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旨在构建与农村社区相适应的新型社区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农村社区内部的融合,也是为了推进城乡之间及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机团结和社会融合[65]。最为关键的是，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从农村社区服务抓起，而且这种服务形态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农民自我服务相结合[66]。截止现在，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并且出现“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多村一社区”、“集中建设社区”、“社区设小区”等诸多模式[67]。从总体上来看，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成效显著[68]，有力地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但是，这些农村社区化建设都取决于当地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村域经济，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带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江西省山区农村，结合当地人文地理条件，以自然村落为建设单位，充分动员村落社区的多种社会资源，在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69]。毫无疑问，农村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离不开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而且农村社会工作将在农村社区发展与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农村社会工作的参与
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系统的新探索，社会治理是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系统的进化过程。可以用新社会进化论理论分析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协同作用，社会工作参与的治理是服务型治理[70]。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必须进一步探索在群众工作中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进入农村社会服务领域，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至关重要[71]。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社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还是承接各类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都离不开发达的社会工作和高素质的社会工作人才[72]。农村社会作的介入可为农村社会管理提供良好的途径和有效的方法，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更加有利于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73]。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的难题、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工作理论的创新，加快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74]。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对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丰富的养料，同时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
（四）农村社会工作可在”精准扶贫”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扶贫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扶贫脱贫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而“精准扶贫”则是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和举措。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指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合力脱贫攻坚”，要”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这又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扶贫将贯穿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全过程，而社会工作也将助推“精准扶贫”政策的高效实施。“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精”，即扶贫对象的核查要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秉持精细化的工作理念，这样才能保证“精准扶贫”的效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可在精准扶贫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可以扮演资源链接者的角色。协助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培育和激活他们内部的资源优势，实现资源整合和资源链接，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社会资本；二是能力建设者。为贫困者提供知识、技能和相应的资源支持，通过专业的方法帮助贫困人口进行自我能力建设，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三是提高贫困对象识别的准确率，为其提供精准服务。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模式和社区照顾模式等，可以有效实现贫困对象准确识别和定位，并为服务对象提供精准的服务。社会工作始终强调从需求出发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注重在动态过程中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变化，这无疑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
上文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农村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又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与城市社会工作相比，实务探索和理论研究还相对缺乏，专业化程度较低，难以满足广大服务对象的社会需求[75]。同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一种“嵌入性”的发展，其发展基本上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嵌入状态[76]，农村社会工作更是一种“外部嵌入式”的发展，尚未获得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可，还存在“被边缘化”和“缺乏承认”的问题。总之，农村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如理论研究匮乏、工作方法单一等问题。但是，这些挑战中又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挥空间，农村社会工作可借此机会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拓展农村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拓宽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空间，力求在重点领域有所突破，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
伴随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契机的来临，在当前中央政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时刻，在不断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更要积极挖掘传统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从晏阳初、雷洁琼和梁漱溟等老一辈乡村社会工作实践者的工作理念和实践方法中汲取营养，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快速发展。鉴于晏阳初先生的乡村社会工作理念在消化了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方法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元素，其学术贡献至今意义深远，对当前农村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就这一层面而言，晏阳初先生的乡村工作理念和实践方法恰恰给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提供了可参考的本土化路径。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困于效仿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导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处于相当薄弱的阶段。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想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就需要强化理论自觉，将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理论的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
此文在201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论坛”上宣读过，对提出宝贵建议的与会专家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