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3月06日 07: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湛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力强调了养老和就业这两大民生问题并做出具体部署。这将推动民生工作实现重点突破,促成社会治理格局的更新与重构,并有效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整体性治理”视角审视老龄社会养老工作

　　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由谁来满足老年人口的经济安全、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已经成为当前民生工作以及社会政策的重中之重,也是全社会最为关切的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应对老龄社会养老压力面前具备一定“后发优势”,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区域差异、文化传统、家庭伦理等基本国情为我们提供了丰沛的资源禀赋和多元化的治理路径。

　　一方面,中国有着空前强大而稳定的政府,其组织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得在应对养老金等复杂议题时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可能性(例如国有资产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等),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应对老龄社会挑战中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大国优势与区域多样性也将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宏观战略的施展舞台,并为资源配置提供巨大的灵活性和政策腾挪空间。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悠久的养老孝老敬老尊老传统,这些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也将奠定中国式养老的伦理价值基础,并极大拓展养老资源乃至应对老龄社会的资源格局。在现有条件下,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尤其重视并支持家庭将成为中国养老制度安排的一个重点乃至特点。尽管政府、市场等社会福利提供者将不可避免地承担越来越大的养老责任,但任何社会养老政策都无法完全取代家庭在养老中的责任与功能。对于老人来说,通过家庭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可能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务都无法取代的;很多地区的实践也证明家庭养老是“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有效机制。缺少家庭责任的养老政策是残缺的政策,既不能使老年人获得完整的福利,还会造成社会和政府财政的过重负担。这些传统与伦理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关键在于政府及政策的有效引导与支持,即会议所提出的“引导舆论”民生工作思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的养老责任,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家庭,而是要明确主体边界,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整体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换句话讲,不同治理主体对个体的福利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面,他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人的需要是通过多种渠道或系统来满足的,社会政策要想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就必须促进和协调各种不同资源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目、某一部门或某一社会系统来承担责任。这呼应了国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多元共治格局的号召,也是“整体性治理”战略视角的重要方面。

以“全生命周期”理念重新思考劳动就业格局变化

　　整体性治理还强调“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关注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需求与价值。事实上,人口老龄化的巨大惯性决定了老龄社会的应对战略不应是一种应急策略,还必须考虑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实物经济的视角来看,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养老保险都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筹资模式的不同仅仅在于未来老年人向年轻人索取物质产品(包括商品和劳务)方式的区别,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始终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毫无疑问,投资人力资本和推动产业升级应成为我国老龄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即所谓“以质量换数量”的发展战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目前按传统概念推算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但中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20年间将始终稳定在9亿以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正逐渐下降,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端劳动力需求则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匹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因此明确提出“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这需要在扩大就业渠道的同时精准施策,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焦点群体的就业问题,着力增加对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尤其关注农村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发展。现有政策较多关注如何提高出生人口数以缓解未来劳动力缩减的压力,但对如何提高已出生儿童的健康素质和人力资本则关注较少。中国现有的几千万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均堪忧。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状况,不仅谈不上“以质量换数量”战略的落实,更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利因素。我们的政策体系应从看重生育到关注养育,逐步完成从“多生”到“善养”的过渡。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对民生工作及相关政策设计的影响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经济与共享经济等经济形态的创新,传统经济活动、经济组织以及就业模式将经历巨大冲击,并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间重构现有劳动就业市场。这种“技术性破坏”一方面将在缓解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同时淘汰部分传统职业,并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就业模式的多元化和层叠化将趋于普遍。这已无法仅仅依靠加强传统劳动力教育投资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来应对,而必然涉及对某些行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安置与再教育,乃至劳动力市场的重构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议题,对这一问题应未雨绸缪。另一方面,这些现象也为中老年劳动力的“再就业”和老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与老龄化相关的产业要素已经初见端倪,例如老年金融、老年照料及护理智能化等领域正在创造出大量全新的职业及岗位,有些工作甚至并不属于传统就业概念,而是以今天看来仍“非常规”的形式存续,现有的统计方法及统计口径已无法完全准确反映当前社会的真实就业形态。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将这些“中国特征”逐步转化为“中国优势”,从而不断创造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策略与可用资源。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