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3月07日 16: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曲甜
“大数据”的概念起源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概念阐发到创新应用的迅速转化。美国、欧盟等大数据先驱国家和地区,经历了科学研究、软件开发、商业应用、数据开放、国家战略等多个发展阶段之后,现已将大数据技术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挖掘国外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或可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另一视角。
大数据优化社会治理模式
数据应用于政策制定由来已久,然而,大数据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仍然是新颖的领域,在国外甚至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政策信息学,即“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领域”。与传统数据相比,大数据在政策制定领域有其独特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精准、及时的数据。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2008年联合开发“Billion Prices Project”,每日收集并更新遍布60个国家的1000余个在线零售商的价格信息,以进行国际宏观经济的研究。该数据为预测通货膨胀率、制定消费政策及货币政策等提供了宝贵的数据信息。
第二,大数据为政策制定提供情感信息。政策制定过程往往要权衡各方的利益、偏好、价值,测量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情感偏好是大数据技术的又一优势。
第三,大数据影响政策周期和政策评估。政策周期是一种展示政策过程的理论模型,它由一个个连续但独立的决策环节组成,包括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大数据技术一方面可以缩短政策周期的流程,另一方面可以将传统的“事后政策评估”改为“连续型评估”,即借助即时数据将评估应用于政策周期的每一个环节。
优化政民互动模式
提高政府回应程度。政府回应性是政府行为符合公民诉求的程度,反映着公民影响政府决策或接受政府服务的能力。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站、微博等网络化平台成为公民表达政治态度和政策偏好的重要载体,这为政府获知公众意见和回应公众意见提供了现实可能。国外社会往往将选举投票视为政治参与最主要的方式,换言之,没有选举,政府将缺少回应公民诉求的动力。然而社交媒体的渗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看法,中国政府在网络政策参与的实践走在世界前列,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好评。近年来,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公民意见数据为社会、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在政策制定时广泛利用社交媒体、网络调查和抽样调查收集公民意见已成惯例。
改善政民互动模式。Web2.0实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基于网络平台的互动与沟通。Web2.0到Web3.0的升级使以往的政民双向互动进阶为政府、计算机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循环互动。以韩国为例,早在2013年,韩国政府即提出了“Government 3.0”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省级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中。与Web3.0对应,Government3.0在Government2.0的基础上发展而来,Government3.0允许计算机就信息的内涵进行自主定义、理解和推演,进而自动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信息搜索服务和个性化的公共服务,而不必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同时,政府亦可借助门户网站上的访问数据,通过数据挖掘、语义网络分析等方式及时识别公众诉求并作出回应。而实现Government2.0向Government3.0的升级,从“政府—公民”互动升级到“政府—计算机—公民”互动,主要借助的就是大数据手段。
大数据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社交媒体的问世改变了社会交往形态,也生成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社交数据。然而,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增强国家内聚力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力量。所谓破坏社会稳定,是指社交媒体具有重塑社会运动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积极分子规避传统媒体的各种审查和限制,开辟了替代性的信息流通渠道,为参与媒体报导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要研究的是,如何发挥社交媒体的正面作用、维护和增进社会稳定,同时规避社交媒体的负面作用。对此,国外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体可在以下两方面增进社会稳定。
第一,做好舆情感知和预测工作,利用大数据技术防范颠覆性集体行动发生。(1)文本分析技术。例如Chadefaux利用文本分析方法,能够在85%的置信水平下推断下一年是否会发生战争,并已成功预测了历史上超过70%的大规模战争。(2)话题结构模拟技术。Koltsova研究了俄罗斯网络社交平台——Live Journal中博客大户在引领舆论上的角色,通过对微博大户话题结构的模拟,预测了俄罗斯2011年的街头抗议的信息。(3)海量数据挖掘技术。Lansdall-Welfare也收集了4亿多条微博信息,通过检验经济衰退对英国民众情绪的影响,从而发现了支出削减声明与2011年8月骚乱间的强相关关系。
第二,做好政治传播工作,突出表现在制定宣传策略方面。例如,美国学者关于大选的研究表明,依据社交媒体上获得的选民信息,对选民的人口学特征、政治立场、个体行为偏好进行数据挖掘,从而制定个性化的宣传策略,达到影响投票行为的结果。再如,美国学者证明,社交媒体环境下,人们倾向于将阅读范围限定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消息来源上,并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证明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其读者的政治立场具有显著相关性。这提示我们,提高主流媒体的覆盖率和渗透度,对于在全社会树立正面的社会价值观具有积极作用。
国外大数据应用于
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数据公开与数据需求不匹配。政务数据开放已成为全球趋势。加拿大、英国的研究机构联合世界银行发起了“全球数据公开指标”(Global Open Data Index)项目,对全球约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数据公开状况展开逐年评估。2017年的报告指出,从全球范围上看,“政府提供的公开数据与公众的数据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突出表现在数据搜索困难、数据用户友好程度低、数据许可开放程度低三个方面。大数据时代,每一位用户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使用者。使数据满足用户所需,政府需要由以往简单的数据开放转变为综合型信息系统建设,这样需求各异的用户才能利用数据信息创造性地参与到公共机构的活动中去。如何完善数据信息开放方式,并提升其“用户友好”(user-friendly)程度,还需国内外共同努力探索。
数据质量影响决策质量。大数据优化决策的作用已为学界广为接受,但是,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加大,国外学者先见性地指出,除了数据数量之外,数据质量亦是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虽然大数据具有体量巨大、类型多样的优势,但也同时产生了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连续性、相关性等问题。如何以高质量的大数据为高质量的决策服务,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据隐私与公民权利保护。大数据技术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所需要的海量个人信息,但大量证据显示,大数据很可能造成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在美国这样有根深蒂固的保护个人隐私传统的国家,如何避免在采集和使用大数据的过程中侵犯个人可识别信息(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PII)已经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目前相关部门已经着手开发“PII Stripping”项目,以消除或者最小化滥用个人隐私的危险。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对策方案”(18YJC810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