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3月13日 08: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叶涯剑
人类的科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大体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类。前者归属到“科学”范畴，后者归属到“技术”范畴。这种分类在自然科学领域较为明显，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常常混杂不清，直接影响到研究质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在学术实践中并未得到清楚的认知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美国胡佛政府在1929—1933年组织开展的“社会趋势研究”为例，尝试对此问题给出解读。
短期功用与长期价值存在分歧
“社会趋势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研究项目，其时代背景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危机。总统胡佛设立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的初衷，是为政府制定大规模国家政策提供更科学的基础，希望运用理性、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彻底公正的考察。他要求委员会获得的应该是记录而不是意见，应该忠实地发现现实是什么，不应带着个人色彩和好恶，也不应带有希望和恐惧。
当然，为达成以上目的，“社会趋势研究”还需要恰当的研究手段和研究人员的具体执行。“社会趋势研究”确保研究科学性的手段有二：一是确保第一手的经验研究，二是大量采用定量方法和统计工具。委员会成员也积极地采用这些手段，使该项研究成为历史上最早的社会指标研究。具体操作的核心人物是委员会的研究主任奥格本。
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1886年出生，是美国本土培养的社会学家。奥格本是社会学史上较早进行社会变迁研究的学者，以著名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概念及相关理论名垂史册，被视为社会变迁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他为《当前社会趋势》撰写了关于技术变迁和家庭的两个章节，但是作为研究主任，奥格本对该项研究的贡献不止于此。他还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方法论印记，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其他委员会成员。
奥格本是早期的社会指标研究倡导者。早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对定量方法有浓厚的兴趣。他强调，如果要测量已发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应尽可能采取时间序列统计方法，或者通过观察者大量仔细的客观描述来进行。为此，奥格本在权威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主持了一个年度主题，对年度社会变迁进行统计表述。该主题从1928年延续到1934年，奥格本由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指标研究经验。
就奥格本在方法上的核心主张而言，统计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相比而言，各种豪言壮语是不具备科学性的，也不是社会学的追求。他还批评了“社会趋势研究”中一些不符合这一方法论的成果，如他认为梅里亚姆撰写的关于政府和社会间关系的章节缺乏足够的证据和数据。当然，奥格本的方法论主张在委员会内部也引起很多反对意见，委员会主席米切尔和梅里亚姆都主张政治参与是社会科学的一项要素，而“社会趋势研究”又是在国家面临大萧条肆虐的情况下进行的，若只追求客观性数据而不给出任何行动计划，这种做法很难维持。米切尔和梅里亚姆的政治经验显然更能获得政治家的青睐，而奥格本把科学作为政府决策依据的期望随着胡佛在总统大选中败于罗斯福而破灭。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差别
“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成员间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之争蕴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都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但这样的认识过于笼统，还需要细致地澄清其作用机理。
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并不像人们习惯性认为的那样，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可以很方便地相互融合。对此，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现代科学实现了高度分工，精力和时间有限的个人很难在两类研究上都有很高的建树，实现两者的结合。但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上有很大差别，有些差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基础研究探寻的是世界运转的基本规律，此类规律具有很强的中立性，即使对于社会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不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利益构成的不同而改变。为达成这一目的，就要求研究者掌握全面的社会数据，并且数据越客观真实越好。在此维度上，现代社会科学开发出来的种种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方法）也正是为了确保数据的客观真实。
应用研究的目的则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探寻具体方案，具有很强的利益取向，即使涉及国计民生等宏观问题，也有明确的利益主体、客体、标的。除此之外，研究者个人的偏好、价值观、社会背景与问题性质也会产生交互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应用研究几乎不具备中立性。现实情境的社会压力、政治导向以及研究者的个人诉求经常会优先于资料采集和原理探究等费时费力的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基础研究以长期性、规范性、普遍性作为基本价值目标，并为此极为强调研究全程的理性与客观。而应用研究以短期性、实操性、专门性作为基本价值目标，注重解决当下的具体问题，强调随机应变与可操作。从两者的关系来说，基础研究发现的原理是应用研究的知识基础，而应用研究则探寻如何把抽象的原理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效益。两者都是社会所需要的。
但在研究实践当中，研究者如果把握不好研究取向，会出现研究价值观的冲突。例如，在一项混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课题中，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处理，而应用研究面临提交方案的时间压力。这会迫使研究者降低资料采集质量。同时，利益偏好和组织压力也会使研究者难以保持客观的态度。研究者即使把这两类属性清楚区分开，还要面临以哪类属性为研究侧重点的抉择问题。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的米切尔和梅里亚姆要求考虑行动计划，而奥格本坚持只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前者体现了对社会科学“经世致用”功能的偏好，后者表现出以社会科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追求。两种侧重之间的张力甚至转化为学者彼此的矛盾。
以“基础性”引领“应用性”
尽管奥格本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但在方法上却有先见之明。在他的极力把关之下，客观性和科学性原则在《当前社会趋势》里得以保持，而后人也把“社会趋势研究”视为美国社会史上最全面的一项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格本确立的方法标准预见到了后来社会指标研究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当前社会趋势》这份报告的社会效果来说，社会普遍认为其短期影响不如长期影响，也就是对解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来说作用不大，但对后世的大规模社会指标研究影响深远。
笔者所要强调的是，研究者不能因为社会科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就过分偏向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研究。研究者不能热衷于提建议、出对策、做方案，却懒于发掘规律和探究原理。事实上，缺乏高质量的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只能是就事论事的低水平重复，这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正如历史所展示的，“社会趋势研究”的成果没有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但对后世的社会指标研究影响深远，这很好地体现了基础研究的作用。根本上来说，基础研究发现的人类世界运转的基本原理是为社会奠定的知识基础。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其“应用性”才能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