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悠然
近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召开的研讨会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布鲁金斯学会政府治理研究项目客座研究员汤姆·惠勒（Tom Wheeler）围绕其新书《从古腾堡到谷歌：关于我们未来的历史》，探讨了技术变革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惠勒提到，当今世界技术变革的速度和影响范围都是空前的，人们往往会因此而感到迷惑。其实在历史上，人类在面对两次快速而重大的“网络革命”时，同样感到迷惑。当然，这里所谓的“网络”，指由多个相互联系、协同作用的部分组成的系统，而非特指计算机网络。这两次“网络革命”，一次是指15世纪活字印刷术在西方的应用，另一次是指19世纪电报的发明及其与铁路运输的结合。回顾这两段历史，可以帮助人们厘清思路，从而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最终造福于人类社会。
回顾两次早期“网络革命”
惠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具转变力量的技术是那些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技术。早期人类基于自然环境建立了社会网络，利用自然条件维持生存，抵御饥荒、战争等威胁，随着人类寿命逐渐延长，物质生活改善，信息流通却仍受到媒介不发达状态的制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类的知识一直以手写书稿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但是，这种载体的生产和保存成本十分高昂。因此，作为掌权阶层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往往耗费大量财富，通过建造图书馆的方式来存放这些“昂贵的知识”，并以此来维持其社会地位。在西方，15世纪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导致了第一次信息网络的形成。随着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成本降低，知识从被保护起来的“密室”中走出来，进入到商业环境。印刷商人在制作和销售文本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信息网络，激发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也经由这一信息网络被推广至整个欧洲。据估计，在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后的第一个50年里，欧洲的书籍印刷量超过此前数千年的手稿抄写量。
活字印刷术虽然打破了禁锢信息流动的枷锁，但信息流动仍在物理上受限。直到19世纪初，蒸汽机车轰鸣而过，才消解了将各地人们隔离开来的地理壁垒。铁路运输重构了资源与消费的空间关系。曾经，生产和加工活动大多在临近原材料产地的地区以小规模进行，商品也难以远销。铁路系统建成后，原材料能够被运送至一个中心地点集中加工处理，随后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销售。铁路运输使商品和人口都“动了起来”，远离河流和海洋的城镇也能够成为商业枢纽，无数人的生活被改变。在这一时期，铁路与电报经历了共生性的发展。沿铁路铺设的电报线不仅传送着铁路交通的指挥调度信息，也把即时通信引入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电报将信息与承载信息的实物分离开，从而将信息传输与实物运输分离开，进而显著提高了信息流动的速度。可以说，铁路压缩了距离，电报浓缩了时间。铁路交通的发展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而大规模生产要求产销各环节之间协调配合，电报则承担了快速传递商业信息的功能。电报还促进了大众传播业的发展，一个地区的消息可以被迅速传播至远方，这重新定义了新闻业。1846年，美国纽约的5家报社为分摊美墨战争报道的传输成本而组建了美联社，这奠定了20世纪大众传播模式的基础。
新技术是在旧基础上的突破
惠勒谈到，西方活字印刷术的普及与“铁路—电报”的一体化发展所掀起的两次网络革命，为今天各种新技术的问世奠定了基础。虽然各种发明创新常被归功于某个具体人物，但新技术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是为了一个全新的目的，而把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组装起来。波兰裔美国工程师、计算机网络先驱保罗·巴兰（Paul Baran）曾说过，技术进步的过程如同建造一座教堂。几百年间，每一批到来的人都在原有基础上加一块砖并说“我建了一座教堂”……若不小心你就会误认为自己完成了最重要的部分，而事实是每次新的贡献都必须接续先前的工作，所有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连。
从古至今，网络革命的重复性其实高于纯粹意义上的变革性，每一次更新人类经验的网络革命都遵循着相似的模式：现有元素重组而成的新技术打破了旧技术的线性发展趋势，同时新技术的应用带给人们未曾想过的成果。例如，在古腾堡发明西方活字印刷术之前，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已经受到了手稿复制这门新兴生意的冲击，但手稿复制只不过是对高成本、低产量的抄写模式进行了商业化拓展，因而并不具备颠覆性潜力。直到活字印刷术出现，文本生产才迎来非线性突破。而活字印刷术在得到普及后，同样进入到线性的发展阶段，直到电子书带来了新的文本形态，才又出现了非线性的突破。
由于新的社会网络会动摇和瓦解旧模式，习惯了旧模式或从旧模式中得益的人通常对新网络感到恐惧并企图反抗。例如，教会曾试图打压印刷商，马车公司和水路运输公司曾通过政治施压来阻挠铁路交通的发展。但守旧势力最终会让位于抓住新机遇的人。例如，芝加哥市非常欢迎被圣路易斯市抵制的铁路交通。由此，芝加哥取代了圣路易斯“美国东西部连接点”的地位，进而发展为美国的大城市之一。虽然每次网络革命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但这些“次级影响”总会逐步减弱并归于常态，直至新一轮网络革命再次引发震荡。惠勒对本报记者说，此前两次网络革命与当前网络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具有集中性，即网络将人、流程、产品、信息大规模聚集在一起；后者则具有分散性，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调动网络。
制定新规则势在必行
惠勒说，西方国家用了1000多年才掌握了活字印刷术，而后仅过了约400年就有了铁路和电报，一个多世纪后又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并在随后几十年里迎来数字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显然，技术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尚未到达第三次网络革命的顶峰，而只是来到了临界点。这是因为转变的关键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其“次级影响”。我们才刚开始理解最新一次网络革命的全面影响。历史表明，工业时代到来后，农业经济的规则不再适用。同样，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工业时代的规则也不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新规则的确立势在必行。而且，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留给社会吸收其影响冲击的缓冲期越来越短。目前的一个问题是，许多科技企业和技术人员醉心于探索不断推出新方法、新产品的可能性，只考虑“试试看能不能做到”，而在着手研发之前，并未充分考虑其行为的潜在后果。他们的出发点并非错误的，但是人们不应只聚焦于创造新事物，还需要更多地思考创新的影响，做好风险预测和相应的准备工作。
布鲁金斯学会政府治理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与公共服务研究所教授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ugene Joseph Dionne, Jr.）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当今全球的两大技术创新中心。中美未来或将展开激烈的技术竞争，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两国都将出现更多的明星企业、明星产品。美国《纽约时报》技术与监管政策记者塞西莉亚·康（Cecilia Kang）认为，由于中美在法律制度、商业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两国如何在竞争的同时更好地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伴随技术革命而来的挑战与机遇，是一个值得双方深思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驻华盛顿记者 王悠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华盛顿3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