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18日 11: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虹霖 贺梦贝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频率和速度的增加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和代际关系。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自身的规模、结构、功能及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都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近年来，城市家庭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单身、单亲、丁克、空巢等小规模的家庭结构不断出现，家庭内的资源支持与互动随之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也使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关系更加复杂多样。
抗逆力指的是在面对逆境时保持积极适应和有效应对策略的动态过程，也有人将其定义为不同个体成功应对变化或不幸的特征和能力。此外，个体可以通过学习适应变化而不断增强抗逆力。抗逆力较高的人通常都能以健康积极的态度回应生活中的难题。相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85%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在逐步老化过程中，老年人会经历如退休、子女离家、丧偶、各种身体问题增多及适应不良等负面应激事件。在遭遇这些负面生活事件时，部分老人呈现出较强适应能力，而部分老人则会选择消极面对。因此，如何从其自身及环境等多角度提高他们的应激能力及适应力关乎老年群体的生活健康。代际关系以及家庭支持被证实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而现有社会与家庭变化使得代际支持不断减弱，因此，探索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抗逆力的关系有其理论及现实意义。
研究问题主要包括：1.了解城市老年人家庭的代际关系现状及其自身的抗逆力水平；2.代际支持、抗逆力和自尊的个体差异性及影响因素；3.代际支持是否会影响老年人的抗逆力水平。
代际支持可分为向老人支持和向子女支持两类，以老人为主体，即为接受支持和提供支持。支持内容，可划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这三类。经济支持主要通过“我会为子女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子女会给我金钱和物质支持”两个问题体现，生活照料以“我为子女照料孩子”“我为子女做家务”“子女会为我提供生活照顾”进行测量，情感支持则包括“我会经常鼓励、安慰子女”“我会为子女困扰的事提出建议”“子女会主动与我联系、聊天”“子女会倾听我的心事和想法”。经检验，该部分的α系数是0.81，KMO和巴特利特检验值为0.7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CD-RISC量表在不同人群抗逆力的测量以及如何提高个人抗逆力的研究中应用广泛，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共有25个题目，包含5个因子，在西方抗逆力心理研究中运用广泛，在美国被试者中测量结果的信效度为0.87，在国内研究的可靠性系数为0.91。CD-RISC量表按5级评分，从1（从来不）到5（一直如此），分值越高，抗逆力水平越高。
本研究采用SES量表对影响代际支持和抗逆力的探索性变量（自尊）进行测量。量表共9个问题，按照四级计分标准，分值为4（非常符合）、3（符合）、2（不符合）、1（非常不符合）。其中3、5、8、9、10题需要反向计分，个人的自尊程度与最终分值呈正向增长。该量表的信效度为0.82（Fleming，1984）。
研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在九江市各街道中随机抽取1个街道，接着在这个街道内随机抽取6个社区，在每一社区发放问卷50份。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300份，有效问卷271份，有效率为90.3%，男性受访者46.1%，女性受访者53.9%，样本在各老年年龄段分布相对均匀。
经过多元回归后，根据调整后的R方，拟合度最高的模型3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对子女（提供）情感支持和子女向老人（接受）情感支持与老年人的抗逆力具有显著正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代际间的双向情感支持在老年人的抗逆力提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越多，越有助于其抗逆力的提升。
根据文献，老年人自尊可能对代际支持和抗逆力有中介效应。通过Sobel检验，得出Sobel z值约为2.65（p<0.001），因此本研究中自尊在代际支持和抗逆力两者中的中介效应十分显著。代际支持、自尊和抗逆力的回归方程为：Y=0.578X＋2.179M－20.714，显示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抗逆力而言，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自尊来实现，自尊起部分中介作用（β=0.578，p<0.001）。
总结上文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代际支持之于抗逆力至关重要，其中双向情感支持最重要，单向经济给予亦有助于抗逆力提升；自尊在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抗逆力起中介作用。基于此，笔者提供以下建议。
第一，就家庭和个体方面，需认可和激发老年人内在优势。从老年人自身出发，内化的观念意识是其行为的基础。研究发现：自尊、自爱、自强有利于老年人群体的增能；有能力贡献有机会付出是老年人抗逆力增长的源泉。首先，老年人要树立积极正面的老化观念，掌握独立自主的权力。随着代际关系的转变，老年人群体目前正走在独立自主与互惠依存的博弈中。过度依赖子女和过度独立都可能造成家庭关系失衡。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承担着相应的角色和义务，彼此独立又相互扶持。老年人应关注自身需求，而不是把所有的家庭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其次，就子女而言，须强化自身与父母的沟通意识，利用现代科技产品，创造沟通桥梁。在子女与父母的居住物理距离不断疏远的同时，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沟通，则应通过定期的电话沟通、家庭集体视频等方式实现。
第二，从政策角度思考，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很关键。本研究显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独立”和“有用”也是子女与父母关系良性巩固的基础。一方面，老年人经济状况宽裕程度对于其代际支持、自尊和抗逆力都有显著影响，经济上的自主自立使老年人在家庭中具有平等的经济地位，不需要靠他人的赡养来维持晚年生活。另一方面，从代际支持对抗逆力的影响研究中证明了经济支持尤其是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抗逆力和心理健康水平。这也就意味着为子女提供金钱和物质帮助也能收获积极的心理体验，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独立”和“有用”也是子女与父母关系得以进一步强化的基础。
第三，实务介入则需要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本文研究表明代际情感支持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与应对能力具有很显著的影响作用。随着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居的情况不断普遍，机构、社区、居民组织等多主体合作开展的代际融合活动不仅有利于巩固和增强代际感情纽带，同时可以促进社区间的资源共享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全面构建。
因此，社区多代融合活动跨越亲子活动的局限，在实现代际联结方面有重要功用。例如，成都市棕北社区携手成都市第十一幼儿园、辖区“福邻”养老机构、成都奥维思关爱服务中心开展的“临时祖孙”主题活动，都为老年人代际共融创造了机会。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社区社会资本对构建成功老龄化的作用机理研究”（2017BSH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