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5月16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月刊5版 杰米·哈尔索尔 易安·库克 卢品德·奥布罗伊
近年来，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开始流行起来，世界各地的机构都将社会企业视作能够对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产生切实影响的关键性概念，大力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中国、印度和英国等也都对社会企业的相关理念表示欢迎和支持。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各国被迫开辟解决社会不公的新道路，而关于社会企业的讨论也随之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各国开始通过社会企业来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比如，在2018年6月伦敦首相府举行的一场圆桌会议上，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强调，社会企业影响着公共服务经济，是社会重要的一环。不仅如此，社会企业这一概念也在英国政府2013年1月推出的《社会价值法案》（Social Value Act）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社会企业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有更大的开拓力，他们秉持着“创造社会价值”的精神，对地方、国家和全球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文章首先分析了社会企业作为理论概念的持续兴起，随后探讨了社会企业在中国和印度公共政策背景下的解读，最后对全文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社会企业的崛起
如上所述，社会企业被人们看作社会经济的构成要素之一，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普及，社会企业也因此受到了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它还因能辅助达成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受到了联合国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英国文化委员会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企业能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推动女性和青年赋权并缓解整个亚太地区的社会排斥问题。
然而，最近英国—印度教育与研究计划（UKIERI）的一项研究表明，普通群众依然没有充分理解社会企业对地方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已经有很多讨论，国际学术文献普遍认为，社会企业是一种当代理念，以国家为背景，区别于传统商业和非营利活动，融合了社会目的、市场导向、业绩标准等社会及商业特点。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社会工作学院的理查德·霍弗（Richard A. Hoefer）和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香农·斯丽瓦（Shannon Sliva）在他们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社会企业在地方、国家和全球的作用，为弄清社会企业的意义和目的，两人制作了复杂的构想图。霍弗和斯丽瓦认为，可以将社会企业简单地定义为致力于公共利益的企业，一家社会企业应该：致力于造福社会；建立一套市场准则来创收；将部分或全部盈利投资于社会事业；使得消费者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改善自己的生活或事业。
创立社会企业前需要充足的训练，学习相关的知识。近年来，高校在社会企业的起步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许多英国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设置中，社会企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高校中的社会企业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跨学科学习的机会，吸引大量学生参加。将社会企业纳入课程安排，可以融合英语、工程、医药或社会科学等多种不同的学科，能够给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的机会，这对高校来说意义非凡。
高校开展社会企业课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为知识交流提供了平台，从而推动了社会价值创造。英国的高等教育围绕一个模块系统开展教学，最近，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推出了名为“社会研究和社会企业”的新模块。在这一课程模块中，学生能够深入钻研某一社会问题，与当地社区组织合作为这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通过这些课程建立起知识交流的最佳实践。
社会企业在中国
虽然社会企业这一概念最近才在中国流行起来，但是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合作型行为在中国有着历史渊源。封建社会时期，农民需要合作应对洪涝和饥荒等自然灾害。当时农民的这种集体努力是由统治者在大臣的帮助下统一协调的，所以，社会企业在封建社会时期的运作是自上而下、从朝廷到民间的。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把这种模式称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之下的治水社会（hydraulic civilization）。
在中国近代，一个知名的社会企业的例子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合运动，一般认为是海伦·斯诺（Helen Snow）提出了工业合作的主张，国内爱国分子和海外友人共同推动了工合运动。当时，路易·艾黎（Rewi Alley）、乔治·霍格（George Aylwin Hogg）、海伦·斯诺等人组织并建立了一批制造军需及民用物资的工业合作社，以支援抗日战争。工合运动受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大力支持，海伦·斯诺曾以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引用过毛泽东对工合运动的赞许：“我赞成通过合作社在中国建立小型工业……如果能在华北游击区和邻近的西北战区建立这种合作社工业，八路军和我将非常感谢并热烈欢迎。”
当时的宝鸡被称为中国的“工合城”，生产着超过100种工业产品。但工合运动的成果不仅限于产出的工业产品，它开创性地倡导了性别平等和残疾士兵就业，还带动了幼儿园和小学的建设，并向群众提供了有关医疗健康和计划生育的建议，推动了一系列的教育性和社会性活动。虽然后期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国民党的压制，并最终走向消亡，但它留下了合作互助这一宝贵的理念遗产。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社会企业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关系着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萌看来，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传统，虽然中国年轻一代对“社会”和“企业”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更偏向西方，但是在儒家思想等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与西方“社会”和“企业”的含义都不同。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于2009—2016年在中国发起了一个大型项目，希望增进人们对社会企业的理解，鼓励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这一项目培养了超过3200位社会企业家，向117家社会企业提供了近37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基金，还通过社交媒体促进了社会企业理念在中国传播，受众人数达1200万，超过5600份商业报告对这一项目进行了专题分析。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组项目官员何慕森（Nathan Hubbard-Miles）曾采访过共同参与了这一项目的官应廉（Steve Koon）和张红岩（Robin Zhang）。官应廉认为，社会企业可以填补私营和公共部门间的空白，尤其是在老年服务和特殊教育等领域。张红岩对这一观点表达了认同，并补充道，社会企业还能促使城市提升农民工包容度，加强乡村小经济体和城市的连接，这些领域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丁立认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如果能有效联合国有企业，社会企业将实现跨越式发展。官应廉和张红岩对社会企业的发展也同样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虽然社会企业目前还有待政府的进一步支持，许多人也不相信这种慈善性的商业需要给股东分红，但考虑到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需求巨大，相关领域的社会企业有潜力在未来5—10年实现快速发展。
英国志愿行动创新中心（CIVA）同样看好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该中心在内地和香港都开展了社会企业推广项目。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首席执行官夏露萍博士（Ruth Shapiro）曾编著过一本关于美国社会企业家的书，这本书的中文版于2015年推出，并增加了夏露萍对5位中国社会企业家的采访。在夏露萍和社会企业家的对话中，虽然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依然是重要的议题，但是受访的中国社会企业家也认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有待更新，新创立的社会企业亟须建立更好的商业模式，而政府将决定社会企业能否在未来真正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作者认为，社会企业是社会和经济挑战应对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部门与地方社区关系的新重点。作者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几点思路：第一，在社会企业运行方式上，可以开展更密切的跨国研究合作，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大学、政府等各利益相关方也可以借此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有关社会企业的统一理论框架。第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在其课程体系中进一步发展社会企业课程。研究人员可以观察对比世界各地的大学社会企业课程的运作方式，以了解社会企业是如何融入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第三，虽然英国、中国和印度都在公共政策上运用了社会价值创造和社会企业这两个概念，但是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很好方向。
（作者单位：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人文与健康科学院；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印度德里大学政治学系。赵三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