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17日 16:35 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陈爱华
内容提要：本文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需求、技术理性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的科技伦理观内涵，既对其中富有启迪性的见解进行了评价，指出其对于当代科技发展的伦理价值；也批判了其中激进的、浪漫的和悲观的方面。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观/伦理价值/单向度/science and technology/ethical idea/ethical value/onedimension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哲学和美学的探索，构成了他理论生涯的主旋律和理论著作的特色。《单向度的人》便是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包括了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亦是马尔库塞科技伦理观的集中体现。在科技伦理观的阐发中，马尔库塞将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目标指向了当代科学技术。他将当代科学技术当作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当作造成发达工业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单向度的根源，当作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思想基础加以批判，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剖析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为着眼点的科技伦理观。其内涵是通过他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科学技术与需求、科学技术与技术理性的关系等方面的批判表现出来的[1](P.297)。
一、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的批判
马尔库塞首先从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的批判切入，阐发了他的科技伦理观。他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技术。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第一章“新的控制形式”的一开头，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2](P.3)对此，哈贝马斯曾说过，在马尔库塞眼里，“当代技术和科学取得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3]。 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按技术的观念和结构而运转的政治系统。因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合理性的“目的”，在运作中已使当代社会倾向于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调，这种协调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因此，它就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不仅特定的政府或政党形式有助于极权主义，而且特定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也有助于极权主义”[2](P.4—5)。因此，技术进步已扩展至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利形式，这些形式能够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了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在发挥作用；生产的技术手段趋于极权性，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的制度说来，技术成了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不仅如此，这种“社会的压制性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生产的、技术的和全面的，被管理的个人借以打碎他们的奴役枷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2](P.7)
因之，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决不是中立的，它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他指出，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具有政治意向性，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一是因为，技术作为工具或手段并不是政治上清白的，它在现存工业社会中特殊的设计和应用构成了人对人统治方式的基础。技术创造出一个极权社会，它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服务；二是技术作为一种总体体系和文化形式，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它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止人类向自由解放迈进，因而取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三是科学技术在其本质上具有单向性、实证性、功利性和对现存事物的顺从性，进而适应于成为统治工具和意识形态。
马尔库塞还认为，科学技术的统治也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在他看来，科技进步本应使人类生存环境改善，使社会结构趋于合理，使人获得自由，进而更好地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然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技术创造了一个富裕的当代工业社会，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并未改变人的命运，使人获得自由，反而使人日益变成技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的奴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及其工作的关系相异化。因之，发达工业社会是人全面受压抑的社会，技术和文明对人实行了全面的统治和管理。由此，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2](P.8)一切社会关系变成了单一、片面的技术关系，个人自由的理性变成技术理性，社会协调并统一了人的生产、消费和娱乐，排除了一切对立或反抗的因素。这样，科学进步造就的是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因此，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病态或畸形的社会。
二、对科学技术与需求关系的批判——新人伦关系论
在马尔库塞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在人的各种原始欲求中，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重要欲求。因此，物质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在《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中马尔库塞对“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作了一定的区分。他认为，“什么是真实需求，什么是虚假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回答。……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和操纵（下降到他们的本能上），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2](P.7)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则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如“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2](P.6)，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里所说的“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一旦把这种需求强加于人，便会在需求上趋于单向度。因为，这些需求具有一种社会的内容和功能，这种内容和功能是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这些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不管这些需求可以多么完全地成为个人本身的需求，并在这些需求的满足中找到自我，这些需求仍将是它们一开始的样子——一个靠统治利益来实行压制政策的社会的产物。然而，社会需求却成功地向个人需求转移，实现了需求的单向性或曰“一体化”[4](P.275)，马尔库塞指出：“我们再次面临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的概念成了可怀疑的。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2](P.9)由此又带来了利益的一体化即人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同社会的利益和命运联系在一起，似乎统治者的统治不再仅仅是维持某些特权，而是在维持全体人的利益。基于上述分析，马尔库塞提出了一种新的人伦关系学说——“新阶级结构论”[5](P.264)。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统治已变形为行政管理，生产的工艺组织对于管理和指挥的影响日益转化，“统治让位于行政管理。资本主义的老板和所有者正在失去作为责任总管的身份，他们在公司机器中正发挥着官僚的职能。”[2](P.29) 而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大企业集团，却直接与生产相联系，处于决定性地位，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实际的统治集团。其次，发达工业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化，即职业层次的趋同化。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日益完备的劳动机械化，由于强调把体力变成技术上的和精神上的技能，由于标准化使生产性工作和非生产性工作成为一样，因而使工人阶级内部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关键性的企业中，同白领工作相比，蓝领工作正在衰落，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即非生产性工人的数目不断增长。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机械化使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日益减少。这种演变对马克思的工人（无产者）概念有很大影响。”[2](P.22)因为那时的无产者即使使用机器劳动， 也基本上是在劳动过程中花费和消耗体力的体力劳动者，进而引起了他们对非人剥削现象的反抗。这在马尔库塞看来是工资奴役和异化——古典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向度。然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然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境况和态度。因而，在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身上，原来的那种否定性已非常不明显了。再者，上述的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劳动世界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同化”和“联合”。加之，现代管理和消费方式愈来愈把工人和工厂“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较大的相互依存性，工人们“热望”参加解决生产问题，甚至工人在工厂里也有既得利益——通过“入股”“参与”资本主义企业，这样就与资产阶级取得了需求和愿望方面的同化，生活标准的同化，政治生活和闲暇活动中的同化。尽管如此，马尔库塞仍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2](P.9)因为无论是采用行政管理的控制（而不是采用饥饿、人身依附、暴力等肉体的控制），还是繁重劳动特点上的变化，无论是各个职业阶级的同化，还是消费领域里的平等，都没有弥补这样的事实：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
三、科学技术与技术理性关系的批判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单向度的思想”中，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不仅揭示了当代科学技术异化的方法论基础，而且也是他科学伦理观的理论立足点。他认为，技术理性是当代理性观念的最新结果，在当代，技术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发达工业社会对人实行全面奴役和统治的思想基础。而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的流行标志着技术理性或单向度的思维方式的全面胜利。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与他对理性的阐释相关，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他把理性看作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并认为它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惟一方式，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6](P.175)。在“单向度的思想”中，马尔库塞详尽地考察了理性从批判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的历程。他认为，理性从批判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以社会的科技进步为前提，并有其方法论基础。一方面，社会在一个日益增长的技术积累中再生产自身，生存斗争和人对自然的开发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其结果就是更高的生活标准。这一理性事业产生了一种精神和行动模式，它甚至为这一事业的最具有破坏性的特征辩护、开脱，这样，技术理性和操纵结成社会的控制形式[2](P.124)。另一方面，形式逻辑和数学构成技术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借助于数学和逻辑的分析，自然被量化和形式化，现实与先天的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等被割裂开来。在这种方法论中，科学技术理性是中立的，只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才是合理的，价值观是纯主观的，形而上学只是一个假定，人道主义、宗教、道德等不过是理想而已，这样，剩下的只是一个量化的世界，其客观性越来越依赖于主体。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极端形式中，一切自然的问题都消解于数学和逻辑之中，客体的概念则被消除。形式逻辑的形式化，抽象性和排除矛盾性有其现实的基础，它自身成为技术理性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统治的逻辑[2](P.124—125)。
因此，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思维逻辑，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或处理理论知识的方式。技术理性主要有以下的特征：一是技术理性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技术理性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和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三是，技术理性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目的；四是，技术理性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因而，技术理性是一种单向度的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排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其本质是统治的合理性，进而适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制度。在当代，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自动化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四、马尔库塞科技伦理观的特色及对当代科学伦理建构的价值
首先，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部著作中阐发的科技伦理观的特色来看，一是，作者在语境的设定与运作上，采取了哲学批判的理论语境即以一种否定性的话语为运作。在他看来，否定性是理性的本质，“理智就是颠覆力”。二是，马尔库塞在阐发其科技伦理观的过程中，主要依据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而是他早年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主题：人类解放的先验理性准则。马尔库塞认为，由于人总是要追求“美的生活”，就要摆脱劳苦和邪恶的现存，而现存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它的发生总“渗透着否定性”，进而，人的现实存在“是”又总是包含着“应当”，这便是双向度的理性。由此，他认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历史进入了辩证法，原来那种“本质与现象、‘是’与‘应该’之间的本体论的张力，成为历史的张力，对象世界的‘内在否定性’被理解成历史的主体——与自然和社会作斗争的人——的作用”[2](120 —121)。人的主体，特别是人的先验本质的否定性能力是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否定性和批判性是人类历史的本真性。当马尔库塞用这样一种尺度去衡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就得出了单向度的人的结论[5](P.264)。他指出，“思想、言论和良心的自由——正像它们所助长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曾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观念，旨在用一种更丰富更合理的文化来取代一种过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旦被制度化，就开始分担它们已作为其一个部分的社会的命运。结果取消了前提。”[2](P.3)因为“思想的独立、自主和政治反对权，在一个日渐能通过组织需要的满足方式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被剥夺它们基本的批判功能”[2](P.4)。
其次，马尔库塞以多重视角对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其中确有一些极富启迪性的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同时又有其超越现实的浪漫方面。其深刻的方面就在于，他揭露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进而造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种种异化现象，使“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因为在那里“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由此，他揭示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社会伦理本质及其巨大的社会伦理功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主体性（尤指阶级性、社会集团性）。现代科学技术从其目标的确立、研究过程到成果的应用推广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操纵与控制。从而使“以社会必要的但痛苦的操作机械化来压抑个性，以更有效更多产的公司来集中个人企业，调节装备上不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剥夺掉那些妨碍国际资源组织的特权和民族主权”，“这种技术秩序还涉及到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协调”[2](P.3)。因而，便以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取代了原来令人痛苦、动荡、不合理、不民主的不自由，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与个人的新的控制形式。他又指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大众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这些需要的满足推进了商业和公共福利，整体成了理性的根本体现。因此，发达工业社会的特色就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2](〈导言〉P.2)。二是，科学技术的社会性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伦理本性与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已不是某种代表历史进步的“中立概念”而是充满着政治含义，他指出，“在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科学合理性转化为政治权利，表现为历史选择发展中的决定因素。”[2] 科学一旦在技术中付诸实施，便开始为特定的历史计划所追求的特定目标服务，资产阶级已把科学装进它的剥削和压迫的武器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方法虽然为征服自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但它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又提供了促使更加有效地统治人的一整套工具。科学技术成果本身直接充当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2]。科学技术成了一种先验的决定人的生活的操作系统，是“有助于组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2]。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极大地增长了经济、 政治和文化部门的生产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了一种精神和行为的类型，这种类型证明这一事业最有破坏性和压抑性的特点是合理的，并为之开脱责任。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被结成新的社会控制形式”[2]。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将大规模的工业研究、 科学技术和增值综合为一个系统，这就使得科学技术失去独立性，而成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国家利用科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技术任务，更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样，科学技术便有了双重职能：既是第一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科学的观念成为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惟一标准，人们仿佛生存在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社会之中，好像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在统治国家，而是一种超人的客观的力量在进行公正的统治。由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而使“人们同统治制度的协调与和谐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7](P.14)。同时， 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维护和开脱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压制性功能[2]。 因而，他指出，“自由选举主人并没有废除主人或奴隶的地位”[2]， 而仅仅证明这种控制的有效性。因此，资本主义也就成了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物了。这样，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或手段并不是政治上清白的，它在现存工业社会中特殊的设计和应用构成了人对人统治方式的基础。同时技术作为一种总体体系和文化形式，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它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止人类向自由解放迈进，因而取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质上具有单向性、实证性、功利性和对现存事物的顺从性，进而适应于成为统治工具和意识形态。三是科学技术的渗透性。一方面，它以器物文化的形式渗透到生产力之中，从而导致了生产工具的变革，改变了生产力内部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的直接因素越来越降到次要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而生产工具（大机器和自动化机器）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因而，在先进的机械化阶段，“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便以关系文化的形式渗透到生产关系之中，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新变化，由于科学进步，社会管理的技术化、专业化，使生产资料所有者日益脱离生产，不掌实权，而被掌握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经理集团所代替。因此，在所有制的法律定义丝毫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在握有实权的经理集团和他的雇员面前日益无能为力，加之，现代管理和消费方式愈来愈把工人和工厂“融合”起来，进而，导致了社会主要的人伦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新技术的劳动世界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而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同化”和“联合”。由于机器本身变成了一个机械的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因而超出了个别的劳动过程，从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像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2]。进而， 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另外，科学技术还以观念文化的形式向认知方式、思维向度和价值判断渗透，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和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实用目的；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因此，形成了单向度的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
尽管在马尔库塞的科技伦理观的内涵中有不少深刻的理论闪光点，对我们认识战后西方社会的现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这仅仅是从文化伦理层面进行的剖析。这正是马尔库塞科技伦理观的超越现实的浪漫方面，即他只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消极现象，并将这种消极性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因而对科学技术采取了否定性和激进的批判态度。这种对科学技术进行文化伦理批判的直接结果，一是导致了反科学技术的观念，全面“拒绝科学技术”；二是导致了社会发展的悲观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因而，在实践中，这种批判也不可能为西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指明科学的方向。
事实上，当代科学技术也有其积极的伦理社会效应的方面：它是人了解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奥秘与规律、使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强大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类要想摆脱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奴役状态，超越现阶段的科学技术应用中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类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最终还得靠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实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伦理观与马尔库塞科学伦理观根本区别之所在，历史将进一步确证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的论断。正是由于马尔库塞在其科技伦理观基本框架上的偏差，才使其科技伦理观落入了非科学的主观偏执之中。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引起了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管理方式和人伦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有限度的调整，它并没有根本改变深层的无法解脱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的本质否定仍然植根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也只能基于这种历史性的客观生产方式的内在瓦解[5](P.264)。而马尔库塞离开了现实的经济基础批判科学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并将这种视角引向一种文化伦理批判，从而使其科学伦理观中闪光点便在其否定中湮灭。正如马尔库塞在该书的最后所言：“社会批判力量并不拥有能弥和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2] 这说明，马尔库塞如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能导致一种悲观的结论。另外，马尔库塞未将科学技术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社会中的运用的伦理特征即特定社会、特定阶段科学技术的社会伦理本性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伦理本质加以区别，进而导致了对科学技术伦理本质了解的含混性与片面性。当然，马尔库塞的科技伦理观对我们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启示：一是必须正确确立发展科学技术价值目标即需以造福人类为宗旨；二是必须注重科学技术应用的合理性即以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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