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14日 15: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方喜

　　“互联网+”正在极速转向“人工智能+”时代。中外学者往往用技术“爆炸”“奇点”“革命”等来描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的扩张速度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英国学者卡鲁斯·蔡斯指出:“智能爆炸的可能性通常被称为技术奇点。对于人类来说,这有可能是惊人的好消息,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刻。”而全球大众传媒似乎主要在渲染“灾难性”一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当今天AI似乎也可以有“思想”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尊严正在被机器“冒犯”。除了“思想(哲学)”外,在AI引发的艺术文化生产革命中,这种尊严也正在被“冒犯”:电脑自动作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AI也可以作曲了……这其中的“现象级事件”似乎应该是微软AI机器人小冰竟然开始作诗,并且还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

　　AI发展带来新型“卢德谬论”

　　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尊严被冒犯所产生的抵触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本能反应——对于闯入文艺创作领域的AI,传统意义上的文艺生产主体,尤其是艺术家,目前的总体情绪大抵就是如此,这从他们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见一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抵触可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卢德谬论”。“卢德谬论”(Luddite Fallacy)是发展经济学中的观点。19世纪,蓝领工人认为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导致失业率增加。现在这一观念又在人类与AI的关系中得到了更加直观的呈现。

　　对未知事物产生恐惧,是人常有的另一种本能反应,这种恐惧与抵触情绪交织在一起,会深刻影响我们对于AI的认知。这种复杂的情绪很早就被好莱坞电影工业充分利用,生产出一部又一部智能机器人威胁乃至取代、毁灭人类的科幻大片。近年来,随着AI的爆炸性发展,有关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索菲亚等的商业噱头在大众媒体上疯狂传播,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AI的恐惧和抵触,放大了对AI认知的“卢德谬论”。

　　艺术家普遍认为,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所生产的“艺术品”,无法触动人的审美情感并引发心理审美反应,因此不具有欣赏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反思,会发现不少问题。假如没有情感的“自然”所“生产”出的景物能引发人的审美参与,那么由机器创作的“艺术品”未必就不能与人类进行审美互动。根据“图灵测试”原则,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被隔开,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三成的测试者不能确定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人类智能”——这种图灵测试也可用来对AI所生产的艺术品进行测试,以证明AI机器是否具有审美智能。AI可以模拟人的大脑神经或心理反应,其所生产的艺术品也能相应地引发人脑神经或心理的审美反应——这至少在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质疑当前AI的思想或艺术创作能力,但是应该明白,AI还处于“婴幼儿”期,其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能力具有无限潜能,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人类提供帮助。

　　面对全球对AI的认知状况,只有人文主义情怀是不够的,科学的理性反思非常必要——文化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机械原创”引发生产主体变革

　　AI对文化的革命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生产工具的划时代革命,而理解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首先要回溯现代文化生产工具的发展历史。本雅明经由马克思对“机器体系”的批判提炼出“机械复制”概念,认为现代文化在生产工具上也表现为一种“机器生产”。在“印刷资本”或所谓“古登堡”时代,自动印刷机开启了现代文化生产的“机械复制”时代,文字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与传播也开启了文化消费大众化进程,而大众识字率大幅度提高,意味着“文字”这种文化生产工具也越来越大众化。在其后的“电子资本”时代,广播、电影、电视等使现代文化机器生产进入“电子复制”阶段,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再次被推进,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等机械设备成为大众更加容易掌握的文化生产工具。20世纪末,信息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进入“数字资本”的“数字复制”阶段,而“非智能化”的计算机、Web1.0,依然处在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阶段。

　　AI的出现,标志着计算机发展到“智能化”新阶段,现代文化生产又一次向前跨越,进入全新的“机械原创”(Mechanical Production)阶段,其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基于“数字复制”的“数字资本主义”所无法涵盖的。比如AI机器人小冰尽管依然是一种计算机软件程序,但“她”不是在“复制”同一篇诗歌作品,而是可以不断地“创作”出一篇篇不同的作品——如果说电视等机器主要引发的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革命”,那么,AI引发的则是大众文化的“生产革命”。智能自动化使“机器”在资本框架下成为文艺作品的“生产主体”,这对千百年来“人”在文化智能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显然是一种挑战乃至威胁,而传统“人学”范式已不再完全适于阐释这种新文化现象。同样,互联网发展到Web2.0阶段,互联网社交平台技术不断更新,大众不再仅仅是文化信息产品的“消费者”,转而成为直接的“生产者”,它与智能技术的融合,锻造出现代大众的超级文化生产工具即智能手机,此前的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等众多机器功能皆汇聚到智能手机上,文化生产工具进一步大众化。

　　人工智能有待打破资本垄断

　　“机器”成为“智能主体”,是在资本框架下现代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不断革命性、累积性发展的最终结果,在此之前,动能自动化首先使机器成为“动能主体”——传统的非自动化生产工具始终只是人的客体手段。自动化是使机器成为主体的前提条件之一,比如作为非自动化生产工具的锄头等就不可能成为“生产主体”;而另一前提条件是自动化机器被“资本”占有和垄断,只是在资本框架下或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机器才能成为主体,才能对作为“体力主体”的蓝领工人形成威胁甚至取而代之。只有扬弃这种资本主义应用进而扬弃私有制,机器才能被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客体——当时发动打砸机器的“卢德运动”的工人却没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最终形成所谓“卢德谬论”。

　　马克思当年对自动化机器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当前我们对AI的分析:如果说前者主要对物质生产产生影响,那么后者则直接影响文化生产。从生产工艺上说,文化产品也开始被机器自动化生产,AI机器之于电视机、摄影机等,就如19世纪的机器体系之于锄头,如果前者威胁的是作为“体力主体”的蓝领工人,那么后者则直接对包括文化从业者在内的作为“智力主体”的白领工人或知识劳工产生威胁。马克思曾辩证地指出,动能自动化在威胁工人的同时,也开启了把体力劳动从其雇佣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进程。同样,AI在威胁知识劳工的同时,也将开启把文化生产等智力劳动从其雇佣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进程。面对AI作为“智能主体”日益加剧的威胁,许多中西学者提出了人—机互动、并生、共存等方案,但是,不缓解资本对AI技术及其发展的垄断,这种美妙的方案恐怕难以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