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01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郭鹏
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基层协商，包括乡镇、街道的协商，行政村、社区的协商，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协商。基层协商承载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直接关系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应当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和移动互联网这两大时代背景，从如何适应时代背景的角度加大思考和创新力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协商
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趋势，新型城镇化是事关我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重大战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就一直处于快速提高过程中。《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9%，人户分离人口2.94亿，其中流动人口2.47亿，城镇化仍有巨大发展空间。同时，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45%左右，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落户城镇。毫无疑问，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正在对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诸多议题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青壮年大规模外流和精英群体流失增加了农村基层协商的成本和难度。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外流大大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步伐，但也造成了许多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农村空心化导致基层协商主体结构失衡，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幼无法保障基层协商有效运转。考虑到时间和交通成本，外出务工人员较少主动回乡参与公共事务，而是寄望“搭便车”或由本家族人代理。从农村走出去的优秀农民工、大学生，以及随子女入城的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等精英群体的缺席，更是直接降低了协商的有效性。从更深层次看，人口外流正在逐步瓦解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格局，农村越来越从关系型社区向松散型社区转变，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降低从根本上动摇了基层协商所赖以存在的公共理性。
第二，征地拆迁、公共设施建设等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考验基层协商的实效性。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各类园区周边是征地拆迁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恶性案件和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上述区域，导致当地居民与基层政府间矛盾加剧。究其原因，很多是因为当地居民无法充分享有公共事务参与权和表达权，而基层政府又没有切实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能精准回应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在逻辑上，基层协商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及时化解矛盾冲突。但在实践中，基层协商的实效性还需通过处置征地拆迁、公共设施建设等棘手问题得到体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基层协商将不得不面临征地拆迁等现实问题的持续考验。
第三，现代城市文明在全社会的推广为基层协商营造思想舆论环境。城镇化不仅意味着非农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建成区扩张，也是现代城市文明向全社会推广的过程。包容、平等、理性等思想观念，以及维护公共利益、敬畏法律规则、尊重他者话语权、热衷公共话题讨论等生活方式，正在随着新型城镇化步伐向全社会扩散和渗透。这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符合协商民主对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能够为基层协商提供必需的思想舆论基础。事实上，目前较为成功的基层协商实践，如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广东顺德“公咨委”等，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城市文明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整体上看，不论农村还是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群众正在日渐自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基层协商
大约从2007年开始，我国几乎与世界同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根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末，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民中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网人群分别达到90.1%和31.5%，新增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与新型城镇化类似，移动互联网也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对基层协商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移动互联网大大提升了网民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的便捷程度，有助于降低基层协商成本。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设备的大量使用，有效降低了互联网的接入门槛，使得农民工、青年学生等收入较低人群能够自由接入互联网。更为重要的是，移动互联网打破了上网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网民能够随时随地接受网络资讯，建立即时对话。微博、微信、QQ等网络应用为网民提供了独立发声平台。理论上讲，任何一位网民都可以扮演自媒体角色。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捷，能够在发布协商通知、分享相关信息、征求群众意见等诸多环节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降低基层协商的时间和交通成本。
第二，移动互联网为创新基层协商方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基层协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各地已经探索出民主恳谈、公咨委、村民集中诉求会议表达、五老议事会等多种协商方式。移动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为创新基层协商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杭州德加社区以社区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为载体，通过网络民主促进社区自治、社区发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目前许多城市社区，尤其是新兴社区，业主们共建微信群、QQ群已经相当普遍。借助这些移动互联网平台，业主们能够分享信息、发表意见、彼此讨论，若加以规范引导，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行之有效的基层协商新方式。
第三，要警惕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谣言、网络舆情危机，积极营造理性的舆论氛围。可以说，与互联网相伴而生的网络谣言、网络舆情危机等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加凸显。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以通讯社、电视台、政府网站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与以微信、微博、BBS等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之间的空隙过大，官方声音与不同意见之间常常视而不见、自说自话。在此背景下，“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机制”、“官媒与自媒体对立，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对立”等非理性言论并不鲜见，既影响个人合理研判和整体舆论氛围，更是对基层协商所需公共理性的一种削弱和破坏。
主动适应时代新要求
各地基层协商实践应充分认识到新型城镇化与移动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必然性并主动适应，否则很容易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难以获得持久动力和进一步推广。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积极变化，降低协商成本，创新协商方式，营造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应努力消除不利因素，规范协商规则和协商程序，引导帮助基层群众积极参与。同时，基层协商还应主动应对新型城镇化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好服务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建设。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舆情表达机制建设与协商民主体系构建”、2015年度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