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鹤颖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2月15日06版
在信息极大丰富的今天，伴随4G网络覆盖深度与广度的飞跃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等物质条件的展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社会互动形式正逐渐形成。这种以微型机器载体（手机、平板电脑）和网络新媒体平台等技术为基础的潮流，既是个体深度依赖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生活实践的结果，又是信息技术与思想潮流相互碰撞的产物。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形式不仅改变着现代个体的生存体验，也影响着时代的精神状况。
个体日常生活依赖移动媒介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将新的科学技术看作社会巨变的动因。他指出，每当社会开发出能够使人类自身能力得以延伸的技术时，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功能为了适应新的技术形式，都会随之改变。一旦新技术深入到社会中，它也就立刻渗透到社会的一切制度之中，使得社会中的每个人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我们关于生活世界的观念、集体行为模式、社会习惯等相对稳定的文化力量，也无不随之产生相应的改变。
电脑、手机等的体积越来越小，与个体身体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人们携带它们的时间越来越长，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电脑、手机与身体的关系越来越稳定，俨然已经延伸为身体的辅助器官。
然而，个体感官延伸程度越高，其与自我的关系也就被削减得越稀薄，因之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也会被改写得越多。人的主体性在被前所未有地凸显的同时，也越来越被媒介所限制与重塑。实际上，当智能手机彻底渗透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享用各种App带来的便利，也就在多大程度上被迫付出感觉与情绪被影响的代价。
媒介工具形塑交流内容与形式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如戴维·英格利斯指出的，是理性化的规则和规章“已经渗透到我们内在机能的形式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于过度依赖移动媒介的个体而言，自我关注、退居自身似乎就变成了一种生存能力。于是，对他人的感知与认同，逐渐被移动通信工具提供的符号和交流方式所弱化甚至替代。媒介不仅影响到个体间交流的形式，即空间上的隔离和时间上的非同步，而且还影响到了交流的内容。当交流的形式与内容被规定并统一化时，身在其中的个体实质上便已经是“被指导”的个体，其生活也便是被指导着的生活。从这个角度而言，看似无所不能、企图整合所有生活事项的软件，事实上在制造明显地有别于现代理性的、逃离成人角色的成年人，即不愿意或无法承担社会所期待的某类社会角色。
当尼尔·波兹曼假设电脑将虽不必然但又可能是唯一具备保持童年存在的技术时，他的确没有预料到电脑/手机和网络媒介技术带来了排斥抽象、复杂和逻辑化的思考，习惯于形式破碎且转瞬即逝的互动，偏好具象、浅显易懂和零散的表达方式。于是，图像化、符号主宰的文化摧毁了成人式理解和儿童式理解的边界。成人与儿童的趣味、价值观念、风格越来越相似，如追求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的“萌”化审美和“发嗲”，这在媒介技术建构的拟态环境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成人文化与童年文化的界限益发模糊，传统的成人气质也快速消失。
这种文化症候虽然在青年人群体中更流行，但也不排除其他年龄段群体和主流文化的使用。如随着“童鞋”（同学）、“东东”（东西）、“酱紫”（这个样子）、“稀饭”（喜欢）等大量借鉴低幼化发音的词语流行的，是扮可爱卖萌的成年人；那些具有可视性的emoji表情符号、颜文字、图片视频或者“火星文”，也不再是亚文化的专利，而是被视作语言文字的延伸。这些不受语种、语言规则约束的“文字”（表情符号）打破了传统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对应，用单向度的图像强调瞬间的、游戏式的、情绪化的心态。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除了特定的心理因素之外，成人的卖萌更多地是以示弱、讨好的方式自我降格，并用降格的手段来阐释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卖萌固然是成人主动的伪装和独特的社交方式，但卖萌者却不再通过它对大众文化进行反抗（哪怕这种反抗是仪式性的）。这种大众娱乐方式不仅完全拒绝了弱者的“战术”意义，而且对严肃的事情也进行了降格与淡化，同时又无比重视那些琐碎的、无足轻重的事物。
例如，文章的转载和分享，将原需个体理解之后向第三者转述的交流过程简化为手指的戳点。虽然文章被原封不动地传递给第三者，但传递者在这里是未被凸显的甚至是缺失的。这种缺失是普遍存在的，个体可以随意截取屏幕和转发对话，传递者的解释和可能的创造被尽可能地避免了。于是，社会互动过程也就简单地呈现为作者与读者的直接勾连，原来有担当的成熟的转述者成为了不需承担责任的信息快递员。
呆萌的青年/成人形象不仅是青年人对自身社会角色的逃离，也表征着受媒介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文化已从叛逆走向拒绝叛逆的角色扮演。个体一面僭越传统文化对童年、成人等人生阶段社会功能的建构；一面又草草了事，将这种僭越消解成拒绝长大的精神状态。这两种情况都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
人际关系呈现“机际化”
依赖于机器提供的交流形式与内容的个体，在与他人的沟通中进行的符号交换，可近似视为机器符号的交换。于是，个体所置身其中的网络，不仅是个体间社会关系的网络，更是手机和互联网相结合而成的网络。也就是说，个体间的交往行为，不再遵循真实的个体间的交往方式，而是按照网络运作的方式来组织，即在越来越普及的手机社交网络中，人们遵照各种社交软件平台的规则与要求组织交往行为，维系现实生活中相互之间的关系。
例如，在各种社交平台中，无论其表现内容如何碎片化、人机表征怎样表演化，人际交往的发生所遵循的依旧是双向模式。只不过，以往双向模式的两端是人与人，现在更像是手机与手机之间的符号交换。这也使得现代化进程之中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个体的孤立状态达到空前的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被机器替代了的关系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距离导致的孤立，最大化地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缩小，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我的社交冲动。但是，它同时也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动调节为信息终端与信息终端之间的关系，将人与人之间心理距离的阈值调试为手机格式。
当社交平台中的“机际互动”关系成为表现人际交往伦理的主要方式之后，一旦一个信息终端切断了维系机际关系的链条（不再使用手机或处于离线状态），这个客观上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似乎就变成了“消失”的人。于是，在控制力巨大的机际关系中，个体一旦在机际状态中脱域，就失去了此世的寄居之所，便不再“存在”。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激活”手机，那么这个人似乎就被抛弃在时间之外。虚拟的人际交往看似营造出个体高密度联系的社会网络，而实际上却使现实关系进一步淡化，联系也更加薄弱。
经由机际关系生产出的人际交往空间，是无法存储共同的记忆的。人的在场与缺席都是即时性的，需要不断地用大量的互动，反复唤起交际空间中各个主体的情感认同，才能维系这种关系。一次不成功的链接，或一个不对等的回应，或对话的中断，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际交往的立刻失效。而这种“立刻”所强化的，是机际关系良性运作下营造的虚幻的安全感在单方面被动丧失时的沮丧，也是预期秩序被打破后益发凸显的人际隔膜。
不仅如此，当人际交往转化为技术性的人际管理时，机际关系原则也同样影响技术平台之外的基本规范。人由机际关系所带来的诸种体验也给日常生活植入了诸多异质因素，使“我与他人如何相处”之类的经典问题变成“我要遵循什么样的机际关系原则与他人相处”的问题。这似乎就变成了当下时代症状中的个体困惑：既无法摆脱机际交往的便利与快感，又不能拒绝机器、机际关系的规范与禁锢，交际的目的向交际的手段彻底投降。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5M581849）、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501063C）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