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和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1月29日0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交工作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演讲中，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各国实际上处于一个共生的体系中；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整体，排他性阵营政治、强权干涉政治、势力范围政治、文明冲突政治、不平等政治等，这些因素都是国际政治走向更好秩序的阻碍力量。国际关系要真正地实现和平共处，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矛盾。

　　国际关系每到一个转折关口的时候，总是各种思潮泛起和竞争的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提出的时代意义在于，为处于困惑和选择中的国际秩序发展道路提供一个指向，同时警惕和防止国际政治在错误思潮引导下偏离发展的正道。从当今世界各种政治思潮的竞争和比较来看，极端主义、排外主义、强权主义思潮等具有一定的市场，如果迁就、纵容这些思潮，而不予以必要的反对和抵制，人类就很可能面临危机。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很强的道义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渊源和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和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政治文化资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团和气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力量与抵制力量之间的斗争、世界互联互通的发展势头与经济全球化势能削弱之间的对比消长、共同综合安全观念的发展与冷战零和安全思维的遗存之间的冲突、文明对话的浪潮与文明冲突的硝烟之间的交错，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