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2月06日01版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一个显著的特点为史学界所瞩目,即重视所谓的“田野调查”。与传统的史学工作者固守书斋、主要依赖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文献资料不同,社会史研究者们走出书斋,走进乡村田野,搜集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同时考察民间信仰、宗族组织、乡村社会组织等,学者们将这样的资料搜集方式称为“田野调查”。对此,传统的史学研究者提出质疑:这种“田野调查”究竟有何意义?他们究竟在“调查”什么?而将“田野调查”视为本学科基本手段的人类学者,对此则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人类学视野下的“田野调查”。社会史研究这种略显尴尬的局面,按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科大卫(David Faure)的说法,即人类学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所谓的“历史”为何物,历史学家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的“田野”是啥意思。那么,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究竟为何物?它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又有何异同呢?实际上,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异中有同、各有特点。
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侧重搜集和解读民间文献
社会史研究者们深入田野乡村时,往往会对当地的村庙予以重点关注,庙里的碑刻尤其是他们考察的重点。这种研究方式因此被戏称为“进村找庙,进庙找碑”。除了村庙和碑刻外,社会史研究者搜集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还包括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画册、书信、日记,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理解地方社会和当地人群的关键资料。当地人的社会行为方式、组织方式、思想观念等等,都可以因此而得到很好的说明。不仅如此,对当地社会的现实观察,还有助于增加对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的理解。研究中国道教的法国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就曾指出,如果只看道教科仪书,根本无法了解具体的道教科仪进程。因为道士可能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念完一段好几页的经文,而一条只有几个字的小条目,却可能要做半个小时。这些,只看文献是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到的。
社会史研究者们关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还因各自研究的主题而有所不同。研究宗族问题者注重族谱资料的搜集,研究民间宗教者专门搜集宗教文书,研究经济问题者关心的则是民间经济账册、契约文书等。除了搜集这些民间资料外,研究者们还常常参与当地的一些社会活动,例如祭祀祖先、修订族谱、打醮、分家、庆生、建房等活动,借以考察当地社会的具体运作方式,了解当地居民的社会行为,分析他们的社会心理。还有的研究者会邀请当地的某些特定人员例如宗教职业者、族长、村领导、教师等,就某些问题进行专题采访,挖掘相关资料。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侧重观察和了解人类行为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一直以低发展、“原始”、“落后”的民族为研究重点。这一阶段的学者多依赖殖民地官员、探险者、传教士以及旅行家们搜集的资料作为自己的研究素材,从而被后来者讥讽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20世纪初,随着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西太平洋新几内亚东部的特洛布里安德群岛上进行一系列研究,人类学奠定了田野调查工作的学术传统,“田野调查”开始成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学科标志。
人类学者们一再强调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人类学家C.恩伯和M.恩伯(C.Ember&M.Ember)视田野调查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石”。而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更是声称:“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还有人将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比拟为实验室之于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离开了实验室,这些实验科学显然无法开展。同样,离开了田野调查,人类学的研究也是寸步难行。
较之社会史研究者们的“田野调查”,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无论从内容还是手段上都要丰富得多。概略言之,主要包括参与观察(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访谈、主位与客位研究(Emic/Etic)、整体观(Holism)等。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最基本方法,它要求调查者尽可能地参与到所调查社区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仔细观察和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行为规律等。因此,人类学者往往会居住在当地居民中间,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在此过程中,人类学者极易发现对自己的研究课题“有用”之人,于是对这些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学者们不仅记录这些访谈的内容,还要明了他们为何如此讲述,研判讲述内容的真伪,比较不同讲述者内容的差异,等等。在调查过程中,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是学者们常常用到的手段。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尽量放下自己的文化眼光,从当地人的立场和观点来看问题。而客位研究则是从外来研究者的立场来审视对象。
此外,整体观也是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应秉持的一个基本理念。这一理念要求调查者从整体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了解。生态环境、气候条件、村落历史、民间传说、民间歌谣、宗教信仰、社会风俗、语言、社会组织、文化心理、生产方式、行为方式等,举凡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纳入考察的范围。因为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当地的社会和文化,才能将自己研究的问题置于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求得合理的了解。也正因如此,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时间远较社会史研究者长,几个月乃至几年的调查,都是人类学调查的常态。
社会史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同”与“异”
综上不难看出,社会史的田野调查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必须走出书斋,走进“田野”,进行实地考察。不同者在于,首先,社会史工作者进行田野调查时对“物”(文献资料)的关注多于对“人”的考量,而人类学则反之(当然,人类学者对民间文献往往也会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其次,社会史的田野资料搜集,大多是问题导向的,学者们一般只搜集与自己的论题相关的田野资料,其余的则较少顾及。人类学的研究虽然也是问题导向的,但是在整体观的学科视野下,却要求对当地文化进行全面完整的了解,因此,人类学的调查手段和内容也较社会史更为丰富。
比较社会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不难发现,虽然从形式上看这种研究手段不无相同之处,但却保持着各自的学科特点。社会史研究侧重于“史”,人类学更关注“人”。
历史学家开展田野调查,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手段,也揭示了传统史学研究依赖文献资料所难以发现的若干历史论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互融互通和相互借鉴日益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进行田野调查和人类学者解读历史文献,都不应成为问题。因此,社会史研究者的“田野调查”究竟算不算田野调查,也许并不重要。“进村找庙,进庙找碑”也无可厚非。毕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索解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之谜。为了完成这样的目标,选择何种研究手段,都是可以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