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发胜 张振宇 黄海燕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2月01日03版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中叶，但自1969年互联网诞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传媒变局与社会变革，却让既有的传播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拙于回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等撰文表示，“从现在的形势看，从修补的角度谈传播学的发展，恐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传播学的架构仅是大众传播的产物……”笔者深以为然，并由此提出“跨越传播学，建构‘传联学’”的观点。
回归“交流”的本义
倡导建构“传联学”，首先需阐释何为“传联”？“传联”系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即在连接的状态下，通过信息的传递与传播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联系；同时，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使信息得以更好地传递与传播。之所以提出“传联”这一新概念，是因为在学理层面，它能更好地回归“communication”的本义和“媒介”的本质；在哲学层面，它则能更好地呼应“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在现实层面，它能更好地回应当今时代由互联网引发的传媒变局与社会变革。
在学理层面，英文communication源于古希腊的两个词根，一个是com，指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一个是munus，指效用、产品、作品、利益、服务等。两个词根合起来，意为“共有”、“共享”，也就是说，“共享”、“交流”与“关联”是communication的基本内涵。因此，“传联”比“传播”更吻合communication的本义。同样，在描述“媒介”的本质时，传联也比传播更为恰当。“媒介”一词至少在西晋时就已出现，“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使公孙言己（杜注：言己，介达之，介音界，媒介也）”（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公不由媒介”中的“媒介”指的是“媒人”，构建的是婚姻关系，“言己，介达之，介音界，媒介也”中的“媒介”指的是“引荐者”，构建的是人事关系，但本义均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者”。至清代，“媒介”的内涵由仅作为“人与人的关联者”扩展为亦可作为“物与物的关联者”，如“蜜蜂为昆虫一种……又运花粉以媒介”（清·杨巩《中外农学合编》），后又专指从事信息交互的专业机构及工具，进而演化为现代意义的“媒介”。
在哲学层面，“传联”这一概念也符合“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恩格斯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说“传联”这一概念实质上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在互联社会的现实演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光辉论断既是传联学进行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其哲学价值的归宿。因此，从哲学层面看，在传播学的基础上建构“传联学”也是一种合理的学术尝试。
增强回应传媒变局的能力
从现实层面看，报纸、广播、电视曾经被称为“媒介”或“媒体”，是因为它们在垄断信息传播渠道的状态下，通过生产和传播信息扮演了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间接”建构者的角色（可称为“间接媒体”）。互联网这一“新媒体”之所以“新”，根本原因不在于其诞生的时间新，而在于其在保留、增强传播力的同时，还新生了一种极为强大的新功能——“联接”（尤其是“互联”）的能力。这一“联接”功能使其当仁不让地担当起“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直接’建构者”的角色（可称为“直接媒体”），从而让仅具“间接”建构功能的传统媒体的“媒介功能”基本被替代，这也是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分国家、民族与政治制度整体式微的根本原因。互联网一旦登上人类文明的大舞台，就通过“联接、联系一切”来影响甚至改变一切，信息的传递、传播只是在广泛的“联接”状态下实现这种“联系”的手段。
互联网这一新媒体以其新增的“互联”功能对传媒格局带来变化。同样是因为新增的“互联”功能，使互联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全面、深刻与深远的影响。
上述变化使现有的传播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拙于回应。“随着互联网对观念的重构、对消息传递的重构、对内容生产的重构、对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重构，以及新一代人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原有的传播学理论已经无法说明新的传播现象。”（陈力丹，2016）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些既有的传播学呈现“理论失效”现象，如议程设置理论、培养理论等在信息“互联”、“互传”的状态下已不再具备大众传播时代的经典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既有传播学理论对当下的传媒变局与社会变革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出现明显的“理论盲区”。因此，选择建设新的学科体系而非“从修补的角度谈传播学的发展”，势为必然。要实现这种理论上的跨越，必然要突破“传播”这一关键词，才能建构新的话语体系。而我们认为互联网新生的“联接”功能是导致当今传媒变局与社会变格的根本原因，Internet没有译为“互传网”或“互播网”而译为“互联网”，恰好表明互联网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根本区别在于“联接”功能的有无，而非“传播”功能的强弱。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传”与“联”两种功能的融合谓之“传联”，这一概念既充分吸收了“传播”的合理成分，又增加了互联社会“联”的时代内涵。
传播学自从西方引入中国以来，国内学界虽然对其进行了介绍、吸收与运用，但对建构原创性学术理论的追求却未曾懈怠。前辈学者余也鲁曾言，“传的意识已深潜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做系统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我们倡导建构“传联学”，亦是期冀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贡献出中国声音。当然，建构一门新的学科理论绝非三五之人、一时之功所能及，笔者不吝浅薄在此一呼，只为抛砖引玉、求诸方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