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仕兴 蒋锦璐《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25日 05版）

       河南省三门峡市新华书店西侧胡同，李建军在他的旧书摊前摆弄着手机，这几天来他书摊上买书的人并不多。在这条大约四五百米的胡同里，旧书摊已经摆了30年的历史。如今，这条胡同里的旧书摊，由原来的10余家减少到现在的3家。资料照片

　　“市市有书城、县县有书店、乡乡有网点、村村有书屋。”这是国家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然而，记者近日在广西基层乡镇走访调研时发现，市县级书店在互联网时代下艰难转型谋求生存发展，农家书屋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到了政府全力支持，而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简称“乡镇网点”）则完全陷入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

　　乡镇实体书店路在何方，成为当前新闻出版业面临的现实难题。

乡镇书店大面积消失

　　“70后”媒体人韦波回忆童年乐趣，最开心的事就是到镇上供销社买小人书。在物质贫乏的生活中，这比吃到水果糖还令人心花怒放。

　　“但是，现在回到桂西北老家，镇上已找不到卖书的地方了。”韦波说，杂货摊上偶尔会摆出来几本图书，要么讲风水迷信，要么从封面到内容都是打打杀杀、鬼鬼怪怪，格调低下，粗制滥造。

　　这仅是一个缩影。广西新华书店集团的调研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广西共有1420个乡镇书店，基本上每个乡镇有1个以上的书店。20多年来，乡镇书店以平均每年40个的速度在减少。到了2010年，减少到730个，近半数“蒸发”。2015年最新数据显示：广西共有1126个乡镇，有书店的仅427个，平均3.8个乡镇才有一个书店。

　　鉴于民营发行网点大多集中在县以上城区，乡镇一级只有少数百货小店兼营着卖几本图书、杂志。品种少、不对路，再加上许多乡镇不通快递，即便能网上购书也无法收到，“农村无处卖书，农民无处买书”，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无人读书”。而主流文化阵地的缺位，给了假冒伪劣文化产品乘虚而入的空间，农村出版物市场鱼龙混杂，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伟勤经历了乡镇书店由盛转衰的全过程。“1949年12月广西新华书店成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新华书店都是与农村供销社合作图书发行工作。那个年代，每个乡镇供销社都有一个新华书店农村图书发行代销点。20世纪90年代，农村流通体制发生变化，农村供销社受到冲击自身难保，新华书店转而与乡镇教办联营，依托基层教育网点发行图书。到了2001年，全国推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撤销了乡镇教办，新华书店又一次无处落脚，造成乡镇网点大面积萎缩、减少。”

　　如今，广西登记在册的427个乡镇书店，实际上有的也没发挥作用。尽管有楼体或铺面立在那里，且开门营业，却难觅图书踪影。最多在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时，被当作教材运输配送的中转站。

　　在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最远的乡镇拉仁乡离县城有100多公里。这就意味着，拉仁乡村民想要买一本书，就要坐3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县城，一来一回差不多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这种情形在广西各县区普遍存在。

　　“如果将乡镇网点比喻成国家文化神经末梢上的敏感神经元，那么，这些神经元已经面临失去传输时代气血功能的危险了。”周伟勤忧心忡忡。

“卖书不如卖米粉”

　　卖书没有效益，对于乡镇书店是致命伤。

　　都安县下坳乡网点启用于1994年，可以通往三四个乡镇。在坚守了几年之后，从2000年起转营其他业务。县新华书店经理王崇伟告诉记者，一是因为通往各乡镇的公路修好后，下坳网点作为运输中转站的功能不存在了；二是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留守家里的老人小孩没有消费图书的能力。书店位于县城繁华地段，与其他商店络绎不绝的顾客相比，书店终日门可罗雀，店员也百无聊赖。

　　“这还是县城，到了乡镇，经营更艰难，卖出的书还不够发员工工资。”王崇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网点最少要三个人轮班，人工成本、图书成本加上水电开支、税金，一年没有四五万元开支根本撑不下来。而且，这些成本一年比一年高，“一天的收入还不如旁边米粉摊卖几碗米粉”。

　　但王崇伟和同事们没有放弃。他们每年都坚持送书下乡，尽管一天下来销售额抵不过租车费、汽油费、伙食补贴，可是在老乡和孩子跟前“刷一刷存在感”，好歹对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有个交代，内心的焦虑也能缓解一些。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县级书店都坚持向乡镇网点“输血”。然而，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教材招标发行、教辅发行市场化使整个图书发行的行业利润回落到微利的境地，与此同时，这个微利行业受到网络书城、数字化阅读和餐饮、服装、药店等高度商业化行业的两面夹击；另一方面，整个新华书店系统的转企改制，使它面临着艰巨的转型调整。

　　在内外环境变革的严峻形势下，充分开发自有物业价值，从内部发掘潜力，成为市县级书店自保自救的必然选择。

　　南宁市武鸣县新华书店的门市部是一座三层楼房。早年书店设在一楼，阳光难以射入纵深的店铺，光线昏暗，顾客寥寥。2012年，经理何贵江将书店搬上三楼，并重新装修，提升购书环境和服务，令书店“敞亮”起来，有了体面和尊严。随后，在一楼二楼引进音像、文具、彩票销售，并自营超市。实际效果不错，商业铺面有了人气，带动了顾客循着亮光和书香前往三楼书店，书店销售额不断上升。“副业要围绕主业经营，不能说副业强了主业没了。我们的核心是书，这是一定要坚守的。”何贵江说。

　　尽管有了一些积累，何贵江还是不敢轻言恢复3个自建乡镇网点的经营：“乡镇网点必须要有生存模式，没有生存模式的网点是没有生命力的。”

书店虽小，意义重大

　　在困境面前，广西各级新华书店尝试采取“自建善借”的策略，试图盘活乡镇网点，例如与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小学联办校园书店，或与乡镇超市联办图书专架。由于经营图书的利润太薄，这些合作没能长久。

　　有专家建议，让乡镇网点与农家书屋联合。由于每个农家书屋都配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可以通过管理员完成当地农民缺书登记后，再通过当地新华书店的网络进行及时的补充订购。但是这种办法需要从上至下打破行业管理的壁垒。

　　向外看，浙江省经历10年推进的“小连锁”模式，为乡镇网点建设提供了样板。“小连锁”的具体做法是：在集团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的基础上，由各市县新华书店吸引个体经营者（主要是农村、城镇个体书店）加盟连锁。目前，浙江全省400家“小连锁”的年销售额抵得上一个超大型卖场。

　　近年来，为扶持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国家财政对部分城市实施试点扶持。此外，不少省市也纷纷出台了实体书店扶持政策，广西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新华书店担负着文化传承使命，担负着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尤其是针对广大农村市场，公益价值永远要大于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广西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谢向阳说，“这个必须坚持下去，不可动摇！”

　　（本报记者 周仕兴 本报通讯员 蒋锦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