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22日 11版）
江苏南通港闸区秦灶街道与社区签订“政社互动”协议书。 资料图片
2016年将迎来“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回望“十二五”期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奏响了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主旋律。据统计，在“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评选活动中，每年均有数百个地方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参评，中国已然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试验场。各地丰富的社会治理实践，体现了当今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制度变革意义，“政社互动”则成为引领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驱动，成为贯穿制度变革全局的最大特点。
为有效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让群众自治落到实处，在江苏省太仓市，政府通过制定“自治组织依法履职事项清单”和“行政权力限制事项清单”，厘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大胆放权，建立了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使政府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为改变自上而下的行政供给模式，发挥基层群众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北京、重庆等地探索实行了参与式社区项目，由街道办事处代表政府建立社区项目协调机制，提供项目资金支持，监督项目成果，由居委会、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合作组建项目团队，通过自我调查、论证、竞标成立社区服务项目，吸引社会资源，扩大社会服务；浙江宁波等地，通过实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使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通过政社合作、打包服务的方式，提升了城市基层公共服务水平。
为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浙江温州等地实行“红色细胞”工程，借助基层党组织影响力和党建渗透力，激活小细胞，服务大社会，调动党员群众和各类社会组织，构建了村居社会治理新格局；四川都江堰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以“美丽我院、美丽我家”环境整治为契机，探索出一条以院落为单元、“党引民治”的基层治理创新方式；广东深圳南山区实行“一核多元”，以社区综合党委（总支）为核心，以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三大主体为依托，社区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企事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密切配合，多元互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有效提升了城市社会治理水平。
为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参与，全国很多地区，在社区化管理过程中实行社区议事委员会制度，充分利用社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致力打造各类服务中心为平台、居（村）委会为自治主体、社区议事委员会等为外来人口流动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这些改革创新虽然多数还处在实践探索的阶段，但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治理改革有其清晰的现实逻辑和动力机制。
大量社会治理理论假设，社会治理的转型，是从国家管制到政府管理，再到社会自治的过程，是从以强制为手段到以参与合作为手段，再到以自治结社、自我管理为手段的转变过程，甚至是社会自治最终完全取代政府治理的过程。但在中国现阶段，在大量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赢成为改革的主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始终处于领导与主导地位，形成了以加强社会参与为手段、以扩大服务供给为目标的政社互动模式。
中国社会治理的任务，不仅要激活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扩大多元主体参与，还要使基层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有效衔接起来，发挥统筹、牵引、支持的作用，通过互动合作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社会治理的挑战与难题。
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的社会治理也将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无论是历史国情还是阶段性发展任务，都决定了政社互动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治理改革的主线，是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重要制度形式。站在新的起点，能否进一步推动形成政社良性互动、健康互动、高质量互动，将是中国社会治理能否实现阶段性转型升级的关键。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需从以下三个层面着力：
第一，充分发挥党政主体和社会主体两个积极性，坚持依靠“双轮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最本质特征就是党的领导，社会治理领域也不例外。在社会治理改革转型中，地方党政主体责任和社会领域的自治参与，成为推动政社互动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双轮”驱动。党政统筹和社会参与，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治理向前发展。地方党政决策者肩负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面对社会治理的挑战和难题，既需要加强自身制度和能力建设，更需要有效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让多元社会力量有畅通的制度渠道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共同完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各类社会组织，既需要组织起来，也需要借助制度化渠道和公共资源，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在社会治理的政社互动中，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得到了双扩张。一方面，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并没有弱化社会力量，相反，通过积极引导、合理布局、加大支持，各类社会组织被有序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并没有弱化党的领导，反而改善了党的领导方式，提升了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能力，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善于把握党政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界限和度，真正形成“系统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部分，提出了“坚持系统治理”的思路。按照系统治理的要求，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除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这个主轴、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外，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把握党政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界限和度。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度”的要求，界限和度把握得好，社会参与就有活力，系统治理与多元治理的格局就易于形成。相反，界限和度把握不好，就会出现党政主体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错位、功能失衡。一方面，如果政府继续沿用单中心管制思维，不能真正发挥灵活牵引作用，仍然处于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中心，自上而下的服务供给和思维模式不作改变，就不可能形成系统治理和社会活力竞相迸发的格局；另一方面，如果任由社会主体和社会自由发展，缺乏必要的引导、支持、整合与监管，就会形成有多元而无秩序、有自由而无权威、有参与而无实效的局面。
第三，致力提高社会参与服务和治理的能力与质量，真正实现“有效治理”
现阶段社会治理创新要坚持党政主导、政社互动，其根源既有中国的政治制度因素，特殊的历史国情因素，同时也有现阶段我国各类社会团体和自治力量起步相对较晚、能力相对薄弱的内在因素。尤其是在社会服务领域，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数量突飞猛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的领域逐步拓展，服务内容日渐丰富，服务形式更加多样，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和治理的能力相对较弱，素质有待提升。在政社互动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提高社会参与的热情和社会自治的水平，还要有利于增强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参与社会治理的质量，做到既多元治理，又有效治理。对于地方党政决策者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挑战。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党政决策部门要善于通过发展规划，对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出适宜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要通过财政资金、人事教育等资源，增强对参与社会服务的各类组织的能力培养，还要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甚至以推动立法的方式，对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进行必要的指导与监管，真正让政社良性互动、高质量互动领跑社会治理。
（樊鹏，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