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蔡惠福 张小平
2015年4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新媒体需治“七种病”》，谴责了包括求快不求真、迷信点击率、标题玩惊悚、媚俗无底线等新媒体顽症，引发了媒体同行的关注。在这之前，知名新闻学者蔡雯等撰写文章《质疑面前，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2014年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的综述与研究》，文章梳理总结了这一年若干热点事件中专业媒体报道遭受诟病的问题以及人们对其所做的反思，严肃地指出了时下一些专业媒体在热点事件报道中有失水准，严重失范。这些都表明，无论业界还是学界，均已充分注意到了媒体在融合转型时期出现的浮躁和失范问题，并将其作为媒介批评的重点内容。
高度警惕媒体新技术的“破坏性”
令整个社会痛恨厌恶的浮躁之气和失范乱象并没有因为新的传播格局、传播形态形成而有所好转，反而在新兴媒体以及正在谋求融合的传统媒体中延续，并且有了新的变种、新的发展。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森曾经提出过“破坏性技术”的理论。这一理论试图解决的是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恰到好处地运用新技术以及如何为新技术、新产品开拓市场的问题，本与媒体新技术无关。然而，他提出的某些新技术并不会导致更好的产品品质，甚至可能成为“破坏性技术”的观点，却可以使我们在认识理解媒体新技术时受到许多启示。它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新技术都会带来优质新闻产品，技术创新也并非必然地会使新闻产品品质得以提升，恰恰相反，有些新技术反而会阻止“更好的产品”的生产，带来更多的“劣质产品”。
伴随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历程，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当新技术与市场化的法则结合到一起时，人们的文化接受过程会退化为被技术控制的“消遣”，从而导致创造力、想象力的下降，使人们失去对自身存在处境的不断反思和质疑，剩下的只有依赖和服从，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所以，当我们积极地推进媒介融合和转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纯地关注怎样由“+互联网”向“互联网+”的转变，不能只是单纯地考虑应用互联网的法则和逻辑来重新统合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打造所谓的信息传播新景观，而必须高度警惕媒体新技术的“破坏性”，在传媒新技术的强大魅力面前保持应有的人文定力、专业定力、政治定力，防止“目标、理想、目的被埋葬于追求工具进步的繁忙之中”。
坚守媒介的先进文化品格
传媒、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文化的媒介正处在社会多元文化并存的包围之中，经受着巨大的挑战。
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我国既有的文化格局已经不复存在，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多元追求使社会文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状态。这种宽容的文化环境当然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为社会带来生机活力，同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带来了充裕的思想理论资源。不过，它也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主导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整个社会文化走向平庸化、低俗化、浅表化，致使社会成员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简单化，对生活目标的追求物欲化，对理想道德的追求空虚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因此而受到严重破坏。
按照麦克卢汉的观点，一个时代的媒介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文化方式，媒介的作用影响甚至主导这一时代的文化方向。“在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现代媒体充任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重要角色。”这些现实告诉我们，坚守媒介的先进文化品格，防范抵御不良文化的影响和污染，不仅仅只是一个防止媒介浮躁和失范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媒介在文化建设中责任实现的问题。一个在文化上失“向”失“魂”的媒体，必然浮躁，难免低俗。
毫无疑问，中国的传媒业必须以充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情怀，旗帜鲜明地抵御低俗文化，战胜不良文化，高扬先进文化的大旗，坚持不懈地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把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把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播撒给广大受众，让传媒成为一盏盏明亮的文化之灯，照亮文化重建、精神重构的道路。
建构积极健康的媒介环境
传媒新技术有可能成为“破坏性技术”，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21世纪初，西方技术—控制学派的媒介环境学被介绍到了我国。媒介环境学把媒介看作人的生存环境来研究，考察分析媒介环境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媒介环境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我们是鱼，生活在如水的媒介环境中”。这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对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表达了他们关于“媒介化生存”的思想。
媒介环境学其实可以视作人们对媒介社会功能认识的发展、深化和丰富。特别是在媒体新技术不断诞生的今天，媒介更是以无处不在的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人与媒介、媒介与社会、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媒介的责任和媒体工作者的社会担当。既然“我们是鱼，生活在如水的媒介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时时责问自己，我们所经之营之的媒体，到底为作为“鱼”的人们提供了一河什么样的“水”？也就是说，我们为社会建构了一个什么样的媒介环境？很显然，我们的媒介环境应该是一河让“鱼”们健康生活的清净的“水”，即应该为社会提供一个积极健康、充满正能量的媒体环境。
这就有必要重提媒体的教化引领功能。在媒体转型的讨论中，不少人似乎更加热衷和关注如何把媒体内容当成公共产品来生产和营销，有意无意地回避、淡化甚至遮蔽媒体教化引领作用的发挥。虽然我国媒体在长期宣传教育模式之下形成的教化引领理念和方式方法，有相当多的部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之变、社会之变、媒体之变，必须在扬弃中创新发展，探寻新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的教化引领功能可以忽略，可以丢弃。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大力推进新闻传播事业改革创新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目的在哪里，立足中国大地办传媒，从中国的国情、民情、媒情出发，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传媒生态之下，教化引领的新思路新方法，提高其有效性。
以专业水平筑牢媒体担当
还必须指出的是，融合情景下媒体的浮躁肤浅、失范失准，除媒体人的职业理想滑落、文化情怀缺失等原因外，缺少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良好专业技能亦是重要原因。
传播技术的进步，为普通受众参与新闻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机会，于是便有了“人人都有麦克风”之说，使得专业记者掉进了全民记者的海洋里。有人就认为，“随着公众参与在专业新闻生产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记者已经无法保持他们对这一职业的排他性管辖，新闻进入了‘去专业化’的过程。”这种观点缺乏对现代新闻业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功能作用的深入思考，过分轻视新闻的专业化，是不符合实际的。实践业已说明，所谓民众新闻由于其天然的自发性、非严谨性以及难以消除的非理性特征，根本无法发挥专业新闻的作用，取代专业新闻的地位。
面对民众新闻兴起的事实，专业新闻工作者要以自己的“角色优势”、“职业权威”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以更为专业的理念、更为专业的方式、更为专业的水准进行新闻生产传播，不能将自己降低到民众新闻的生产水平，不能甘当“新闻民工”。在新闻信息生产主体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专业新闻工作者如果仍然只能当一个一般信息的提供者，在竞争中必然会被淹没、被淘汰。
因此，转型之下的媒体工作者要强化“本领恐慌”的意识，加强业务学习与训练，用精深的专业理论知识、精湛的专业技能武装自己，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高水准的新闻报道，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走到世界新闻舞台，去与国际同行比拼。大家都能做饭做菜，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厨师；既然当了厨师，那么你就必须比大家更会做饭做菜，就必须做出别人做不出的饭和菜来。道理其实就是这样的简单。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