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雅厦《光明日报》（ 2016年01月04日 11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所谓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指在绩效目标指引下，通过机构部门的科学设置、管理流程重构来推动“ 粗放式”社会治理思维和方式的转换，实现社会治理各方管理框架的标准化、执行的细节化以及服务的人性化。这是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 社会治理”之后，我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再次提升，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区域间的人口流动愈发频繁，社会结构加快分化，利益需求更加多元，过去粗放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包括党和政府在内的社会治理各方必须摒弃过去那种笼统、模糊的做法，树立全新的治理视角和维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做好社会治理风险研判的精准化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在许多领域都面临着转型和发展的风险。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各种风险极易被引爆。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增强防控风险的责任感和自觉性，逐个环节校准责任偏差，不断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原因要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应对有策，确保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

    “ 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出发点和立脚点。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人为核心。千百年来，中国存在一种“官本位”的文化，在社会治理时，往往从官员与部门的利益和便利性出发，而忽视了群众的诉求，更谈不上对社会需求的及时捕捉和群众需求的个性化提供。新时期我们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首先要做的是转变治理理念，将“人”的需求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的体验作为检验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唯一标准，以柔性的服务深入人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由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当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关键是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元共治社会体系的形成。多元共治要求政府、社会、市场在法治框架内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形成共同治理。实现多元共治，坚持党委和政府在社会治理精细化中的领导主导作用。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首要的是社会政策的精细化，然后才有执行的精细化。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精细化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引导市场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最终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各尽其责，多方协力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良好局面。

    以信息化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精细化创新。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数据的快速流转和广泛共享。社会治理精细化与信息化建设密不可分。我国应该实现社会信息化向信息化社会转变，充分发挥大数据在社会治理精细化中的作用，通过信息化建设推动、倒逼甚至引领社会治理精细化创新。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积累了数以亿计的公共服务大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有效的处理分析，可以提

    高社会治理的精确度和靶向性，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当前，部门之间、条块之间普遍存在信息分割、相互掣肘的情况，没有很好地发挥信息化在社会治理精细化中的作用，尚未形成社会治理的有效合力。为此，必须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大力推进部门数据共享，做好公共数据库建设。同时，政府还应搭建统一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优化工作流程，推动公共服务由“多头服务”“坐等服务”“定时服务”向“综合服务”“上门服务”“实时服务”转变。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