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玉 《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6期
【摘要】社区观的变化因应于人们对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解。现代社区理论的典型代表是私人社区观，这种社区观以个体化社会及其理论为基础；现代社会的脱域机制产生了“脱域的共同体”，这种社区形态与私人社区有着复杂的关系。基于嵌入性的视角，从中国社区实践出发，我们应该从线性地思考私人社区转向对多元社区的强调。
【关键词】嵌入 脱域 个体化 私人社区 多元社区
从滕尼斯开始，人们对社区的理解就充满争议。争议围绕的问题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或初级纽带。学者们将这种争议概括为三种社区观：社区消失论、社区存活论和社区解放论①②。以滕尼斯、齐美尔、涂尔干和沃思为代表的“社区消失论”认为，“社区”正在被更理性的“社会”所替代。而社区存活论者在20世纪中期发现，邻里和亲属团结仍然存在并繁荣着，典型的代表是城市社会学家甘斯和城市规划评论家简·雅各布斯等学者。而以费舍尔(Claude Fisher)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社区解放论的主张，也就是认为维系大多数人的关系的纽带不是组织成紧密结合、边界严格的团结(densely knit，tightly bounded solidarities)，而是稀疏结合、空间上分散的、分叉的网络(sparsely knit，spatially dispersed，ramifying networks)。这种网络结构有利于人们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
这里，我们将现代社区理论的争议置于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理论背景中，首先从个体化社会及其理论角度阐明解放论者的“私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y)观的渊源；其次，笔者认为，尽管考察现代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现代性的“脱域”机制解放维度的考量，但是私人社区与“脱域的共同体”并不是同一维度的概念；最后，笔者认为，私人社区并不是社区“历史的终结”，我们应从中国的衽区实践出发，从线性地思考私人社区转向对“多元社区”的强调。
一、现代社区变迁的争议及其理论脉络
学者们对“社区”的理解实际上主要基于对社会变迁的理解。一般而言，滕尼斯被视为最早系统地表达了“共同体”或“社区”本质的学者。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认为，“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③共同体所体现的生活或关系表现为“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主体间具有某种“亲密和共性”。而“社会”则像一个“他乡异国”，或者说一个匿名性的状况。社区或共同体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④，表现出“真正的帮助、相互支持和相互提携”。而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或意志的最终表现就是“默认一致”(consensus)⑤，也就是共识。总之，在滕尼斯看来，这种“默认一致是对一切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工作的内在本质和真实情况的最简单的表示”。⑥“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就像“默认一致”与“契约”之间的区别一样。“默认一致”是“沉默的”、“无法道明的，无穷无尽的，无法把握的”，它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出来的。“社会”中的人们则是相互“分离”的，“个人主义”是一切“社会”的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是，“社会”中人们的关系是“潜在的敌意或者潜在的战争”⑦，因此所有“契约”与“联合”都是为了对付这样的战争和敌意。这种区别于“共同体”生活的就是所谓的“社会”或“契约社会”。
很明显，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就是从基于“本质意志”的“共同体”向基于“选择意志”的“社会”的发展。滕尼斯认为，这种发展是“必然的”或“迟早会发展着”的。当然，他也把这种变迁视为一种“悲剧的冲突”⑧。总之，在滕尼斯看来，这种现代社会变迁表现为“选择意志”替代“本质意志”。人们越来越关注“手段”和“目的”，在“深思熟虑里，实现着的行动与思想本身相吻合”⑨。这种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理性化的理解实际上是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的某种共识。比如，涂尔干就告诉我们，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机械团结中的集体情感越来越抽象和普遍化，那种涵盖一切的“共同意识”不断被弱化。文明发展的趋势就是“理性化和逻辑化”⑩。这个过程中，机械团结中的那些地方宗教、“小的群落”、家族组织都将消失。把社会组织起来的是基于劳动分工的相互依赖，组织的基础在涂尔干看来是“职业组织”，也就是后来他所提到的“职业群体”。通过这种组织提供一种必要的道德环境，实现社会的道德整合。
古典社会学家们基于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解，大多认为“社区”正在被理性的“社会”所替代。这种理解被后来的学者定义为“社区消失论”。网络学派的“解放论”同意“消失论”关于社会系统的工业化、官僚化本质造成了邻里社区弱化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在社会理论层面并不少见。比如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就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或相互的义务期望关系、信任等等。但是，有一些因素影响社会资本的创造与消亡，比如社会结构的封闭、稳定以及某些意识形态(11)。社会结构越是具有开放性，流动性越强，就越会造成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结构消失。如果某些因素造成人们不再相互依赖，那么社会资本也会随之而衰落。比如需要的满足逐渐来自于官方或福利国家制度。威尔曼(Barry Wellman)也强调过，一些制度执行着过去由家庭和社区做的许多事务，这可能减少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12)威尔曼等人在充分重视从社会结构角度理解社区变迁的同时，仍然像“存活论”理解的那样，坚信在现代城市中社区仍然存在并繁荣。但是他们坚持的是，社区不等同于邻里(13)。威尔曼认为，基于某些原因，我们经常把邻里等同于社区，比如研究的方便、管理的考虑、对空间分布的特别关注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学者们先入为主地关注休戚与共的情感(solidary sentiments)所被维持的条件，这反映的是社会学对“规范性整合与共识”的持续的、压倒一切的关注。(14)
就像涂尔干认为地方性情感和强大的“共同意识”必将消亡一样，威尔曼等人也认为“休戚与共的情感”(solidary sentiments)可能已经逐渐消亡，但是从经验角度上看，初级纽带仍然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大量存在。关键在于，这些纽带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场所的分离、很高的流动性、便宜而有效的交通和沟通工具、城市与民族国家的多样性、初级纽带在空间上的分散和城市的异质性等原因，人们不太可能形成滕尼斯意义上“休戚与共的社区”(solidary communities)或“紧密结合的、有严格边界的团结”(densely knit， tightly bounded solidarities)。(15)
在对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内城社区——东约克(East Yorkers)——的研究中，威尔曼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邻里关系只是更多样化的关系群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它们很少成为更私密性的关系。甚至，东约克人的私密关系也倾向于是“分化的网络”(differentiated neworks)，而不是“团结”(solidarities)。也就是说，其私密关系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用途。东约克人的网络证明了一种“存活论”和“解放论”的混合，但更充分意义上体现了“解放论”的理念。(16)(17)至于在两种观念之间的争议，威尔曼认为主要是分析视野的问题(18)。甚至如果剥离这三种观点的意识形态因素转向基本的网络结构的话，以上三种观点都是合理的。(19)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可替代的结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指向不同的获得和保持资源的方式。(20)基于他们在1968年以及之后的追踪研究，威尔曼提出了基于网络视角的“私人社区”观。他们强调的是社区结构研究，而不是“休戚与共的地方社区”(solidary local communities)。研究社区纽带，“这可以使我们发现本地和更远距离的纽带如何符合‘私人社区’，也就是社区纽带网络如何提供社交关系和支持性资源”(21)。这种“私人社区”指的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的、由个体角度所界定的‘社区纽带’的社会网络”(22)。或者说从个体中心网的立场上，把社区看作是“私人网络”(personal networks)。在这个意义上，“私人社区”突破了“团结性情感”(solidary sentiments)和“地方”(local area)社区的严格限定，专注于有助于人们获取资源的社区纽带结构的研究。
在威尔曼后来的研究中，他开始关注互联网如何促进私人社区的进一步变迁，并把它界定为一种“网络化个体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23)(24)。私人社区随着时间而变化，早期，私人社区大多为地理所限制、围绕着具体的社会单位而组织起来。但是，今天私人社区已经是地理上分散的、稀疏结合的和专门化的(25)。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这样的电子媒介的发展与普及，私人社区进一步发生剧烈变化：家与家(door-to-door)和地方与地方(place-to-place)之间的社区关系转向“个人与个人”(person-to-person)之间的个体化互动(individualized person-to-person interactions)(26)。这种社区生活的“个体化”倾向也得到帕特南等学者的确认。在《独自打保龄》里，帕特南试图通过详实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末期美国社会的社区和政治参与、宗教参与等公共生活处于下降趋势。典型的标志就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一个人打保龄球，而不是参与保龄球社团。概而言之，美国的社会资本处于衰落之中。包括电视和电脑在内的电子娱乐等多种因素要为这种私人化和公共参与下降负责。(27)
当然，这种“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趋向并不是单独由信息技术促成的。电子媒介只能为公共生活下降负一部分责任，帕特南认为还包括时间和财富压力、市郊化和城市的扩张以及最重要的代际更替等原因共同推动了这种趋势的蔓延。实际上，威尔曼也强调交通和沟通技术只是原因之一，一些其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官僚化等制度因素。重要的是，这种社区的“个体化”趋势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现象，它只是一个广阔的社会结构变迁——个体化(individulization)进程——的伴生物或表现而已。
二、现代性的“脱域”机制、“脱域的共同体”与“私人社区”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乌尔里希·贝克系统地提出了“个体化”社会理论。个体化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方面的变化和分化。贝克认为，这不是一个新现象，它是指“文明进程(在埃利亚斯的意义上，1969)的某些主观生涯性的方面。”(28)晚期现代性的个体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教育、流动和竞争共同促进了这种主观生涯的个体化潮流。(29)而个体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30)。贝克认为，人们从传统的一系列范畴中解脱出来，在这种个体化过程中，既有的邻里关系瓦解了，家庭成员在自己的网络中选择关系和生活。这同一个过程被帕特南、贝克和吉登斯等人从自己的角度不断重新演绎。
现在，人们从无论是身份、邻里(社区)，还是传统性别束缚中解脱出来。进而，个人生涯必须“为自己所掌握，容许并依赖于个人决定。”这里就包括个人可以“选择”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此时，这些关系不再是取决于“身体上的”就近，而是基于“个人的兴趣、抱负和责任”。(31)总之，在贝克那里，个体化的一种表现就是“脱离”，也就是“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的脱离(解放的维度)”(32)。同样的社会过程在吉登斯那里也得到回应。吉登斯在讨论现代性的动力时认为，作为现代性的动力之一，“抽离化”(disembedding)(33)或“脱域”机制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34)这种“抽离”使得人们的互动脱离场所的限定，进一步促进了“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的增长。此时，“地点”受到“抽离”或“脱域”机制的侵蚀，人们的生命历程与“地点”或地方(place)分别开来。这种脱域机制和过程的一个初始条件就是时空的“虚化”。
在吉登斯看来，前现代文化阶段，“时间和空间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35)。同时，时间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机械钟体现了“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它使得跨地区时间标准化了。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时间的虚化”，进而成为“空间的虚化”的前提。之后，空间和地点的一致性被打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空间日益从地点中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36)如此一来，现代的社会组织假定可以超越“物理的现实”对行动加以协调，时空的分离成为脱域的前提条件。现代性的“脱域机制”表现为一系列的比如专家系统和符号标志这样的“抽象系统”。
在前现代社会，信任表现为明显的“地域性信任”，提供信任的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就表现为与具体地点联系起来的“地域性社区”。(37)这种围绕着“地点”(place)组织起来的地域化关系提供了与之相伴随的“熟悉”及“信任”，这有助于产生“本体性安全”。但是，在现代的时空分离过程中，“地点”的首要意义被脱域机制和“时空伸延”消解掉。此时，地域性和全球性关联起来。“全球化使得‘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38)这样一来，即使地域性社区和地点作为提供熟悉的意义和认同的环境仍然存在，但是它却本身就被“脱域”了出来，受到远距离事件的影响。(39)总之，现代社会里，信任不再典型地表现为“地域性信任”，而是表现为对抽象体系的信任，或者像卢曼所说的“系统信任”。所以在吉登斯看来，从地点所能嵌入的亲密关系角度来看，“社区”的确被毁坏了。与现代性有关的“抽象体系”(脱域机制)确实在改变人们的信任和关系。
由于社区和地点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地域性社会组织类型的社区与作为社会关系或情感类型的社区之间经常出现混淆。(40)夏建中教授认为，前一种社区主要是指，共同拥有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的群体，如邻里、城市、村庄等；后一种社区主要指具有共同特质、归属感，并且维持着形成社会实体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互动的群体，如种族、宗教团体等。坚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否定“地缘性的意义”，更强调共同联系。共同联系、归属感来自于对共同历史的信念或共同命运、共同价值观、利益、亲属关系等，这些特征都不以一起生活为前提，其成员在地理上是分散的。(41)实际上，这种划分基本上也包含在滕尼斯的原初的界定中。在滕尼斯的界定中，社区与地方似乎也并没有对等起来，他区分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42)，比较典型的就是家庭、村落邻里和宗教等形式。此时，“空间的接近”对于共同体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似乎并不是必需的。最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接近”。“空间”的重要性在滕尼斯那里似乎更多地体现为，有助于人们“相互习惯”、“熟悉”，形成“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也就是所谓的“默认一致”。(43)滕尼斯认为，“默认一致”是社区的内在本质最简单的表示。而“默认一致是建立在相互间密切的认识之上的，……或者本性、性格、思想越是具有相同的性质或相互协调，默认一致的可然率就越高”。(44)总而言之，在滕尼斯看来，似乎“空间的接近”最重要的是有助于促进“精神上的接近”而已。而“精神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那么，当社会的“空间”概念发生变化，社区也就可能不再局限于“空间的接近”这个地理学上的条件。比如安德森就彻底地将“社区”与空间或地点分离开。他认为，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45)区别的基础是它们“被想象的方式”。安德森自己研究的是滕尼斯所说的“精神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共同体。18世纪欧洲的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思考自身，并将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最终，“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46)。当然除了印刷资本主义和语言之外，新的传播科技以及一些社会结构条件不断促成了18世纪以后的几次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究其根本，安德森似乎强调的是，无论何种技术或社会结构，只要它促成了社区成员的“关联”、“特殊的连带”(particular solidarities)和“边界”，那么就有助于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些促进社区“想象的”技术，可能是语言，可能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可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区隔”(distinction)，也可能是小说、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各种不断更新的传播技术。无论如何，“地点”并不构成任何社区或共同体的必要条件。总之，在滕尼斯最初对社区的解释中似乎就已经包含了所谓社区的“脱域”的理论根源。
有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社区发展实践进一步指出，一方面，由于(中国)社区无力完成人们期望它承担的各种职能、事务；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参与热情低，社区的各种事务和活动，甚至整个社区建设大多只是名义上由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负责。进而，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团体或者说社会联结，主要都是“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ed community)，我们的研究应该从传统社区转向这种“脱域的共同体”。(47)从对社区的具体理论定位来看，“脱域的共同体”和“社区解放论”(community liberated)观点有吻合之处。解放论社区观认为，技术和结构的大量变迁把社区从邻里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主张的是一种非地域的(nonlocal)网络和社区。实际上滕尼斯意义上的“精神共同体”也是这种非地域的“脱域的社区”。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和生活的分离、社会和居住的高流动性、发达的通讯和交通技术等共同作用，导致社区关系从本地扩散到广泛空间领域，直至全球化。这就是社区解放论和“脱域的共同体”的内在本质。
不过，在威尔曼看来，社区解放论对社区的理解虽然超越了空间局限，但是在强调非地域社区(nonlocal communities)的价值时，他们可能完全忽视了快速本地获取(quick local accessibility)的作用和团结性行为的优势。这些行为来自于紧密结合、有严格边界的纽带(48)。威尔曼对东约克的研究表明，在私人社区可能有解放论、也可能有存活论的内容表现。这是由东约克人个体网络的多样性与网络之间的差异决定的(49)(50)。本地和非本地的、那些紧密结合的丛和稀疏结合的纽带提供不同的资源。所以，“私人社区”本身包含了“脱域的共同体”所试图讲述的部分内容，但是又没有排斥本地纽带。当然，“脱域的社区”不一定是私人社区，因为私人社区是以自我中心网络为立足点的，讲究的是个体直接的网络关系，而“脱域的社区”还可能包括那些滕尼斯意义上的“精神共同体”，比如宗教社团和安德森所分析的“民族共同体”。所谓的“民族共同体”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共同体的成员都具有直接关系或相互认识，而是他们通过一系列“想象的”机制实现了某种内在关联。
三、超越西方话语的中国社区事实：从私人社区到多元社区
吉登斯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适特征，时空重组、抽离化(脱域)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似乎都阐释了扩张主义，远距离的事件和关系与地方性场景相互交织，但是，这种全球时空伸延实际上是一个辩证的过程(51)。非地域化的对应词是“再嵌入”。在“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时空情境中脱离出来的同时，也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机会。这种“再嵌入”，吉登斯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是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52)所有的“脱域机制”都和再嵌入的行动情境发生互动。也就是说，“脱域机制”将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脱离出来，进而促进社会关系的重组。但是，这种重组从逻辑上就包含了社会关系在本地的重组。时空重组具有的时空压缩效应不仅仅意味着对距离的突破，同时也意味着在“地方”区域上的重新建构和组织。时空分离是一个双向和辩证的过程。逻辑上，“地方”也因此可以在这些导致世界“外爆”(麦克卢汉语)的技术和过程的作用下得以重新组织和连接(53)。这种逻辑在实践中也有充分表现。作为一种互联网的形式，社区网就开始在地方社区自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充分体现了作为一种时空伸延的技术，互联网所具有的“再地方化”效应(54)。
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制度的“脱域”和“脱离”维度看，我们可以理解社区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脱域的共同体”和“社区的解放”在逻辑和事实上正在发生着。但是，从脱域的辩证过程来看，在全球化的另一面也存在着地方化的社会运动，地方社区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与技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共同作用确实造成了社区的“解放”，但是至少从经验上看，“解放的社区”似乎并不是唯一的现实。威尔曼在东约克的研究表明，三种社区观也只是分析视野的差异，并没有完全符合三种观点的社区事实。在东约克人的社区网络中，每一种社区纽带模式都指向不同的获得和保持资源的方式。比如，社区消失论强调的是直接正式组织的使用；社区存活论表现在团结性群体成员的紧密结合、完全参与；社区解放论则体现在对于专门的、分化的和稀疏结合的社会网有选择的使用方面。每一种模式可能会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都反映在现实中(55)。威尔曼认为，一个单独的私人社区可能是紧密结合的核心丛(cluster)结构(也就是存活论模式)，也可能是稀疏结合的纽带(解放论的模式)，但更多的时候是这些模式的结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威尔曼的社区观里已经包含了“多元社区”的意涵。不过我们这里所指涉的“多元社区”，指的是在现代化和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社区类型的多元化以及社区兴趣的多元化趋势。
多元社区的含义之一是社区类型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从滕尼斯最早的界定中就有充分体现。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在空间性上有不同表现。同样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安德森也分析了官方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和殖民地民族主义等不同类型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更不要说，现代社会中那些基于共同兴趣的社区、非地域的社区(或脱域的共同体)以及“虚拟社区”的存在。就中国的(生活型或居住型)社区发展而言，这种多元化也是非常明显的。夏建中教授认为，社区应当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层次。(56)“多层次复合”的社区，主要指的是居民委员会的辖区和商品房小区等多种层次复合的居民社区，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社区，包括单位型的居委会社区、传统型居民社区和商品房小区等(57)。这里面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类型就是“单位型社区”。尽管在改革开放后，随着“自由流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产生，单位制社会已经解体，但是“单位”作为资源配置和控制的方式仍然广泛存在。比如在住房商品化的趋势下，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包括一些高等院校)仍然通过各种途径为本单位内部成员提供住房，这些住房许多仍然保留着集体产权的所有制结构，在这种单位型社区中，社区居民具有一致的工作场所和居住空间。单位通常兼具开发商、物业和社区管理的主体身份。此时，社区居民和单位的员工、生产和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是重合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社区称为“总体性社区”，以区别于那些商品化的、单纯居住型的和功能分化的社区。
我们这里所指的“多元社区”不单纯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社区的类型多元化，同时强调的是同一个社区具有的不同的社区利益或兴趣。在一项研究中，我们曾就北京市一个社区网对社区自组织的作用和作用过程做过尝试性分析。暂且我们称这个社区为H社区。仅仅就注册网友的ID而言， H社区的社区网用户达到近20万。基于社区网，社区居民建立大量的社团并进行常规的活动，产生大量的社区纽带。根据社区网在社区生活中的作用，我们曾把它们归纳为三种状态：嵌入、脱出和越位(58)。首先，对于很多青年居民而言，他们习惯于通过社区网认识社区和社区邻里。访谈中，很多网友表示，他们在社区内的纽带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社区网建立起来的。他们在社区网论坛里交流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通过社区网购物，结识朋友，参加各种兴趣团体的活动，等等。我们把这种社区居民称为“嵌入者”。其次，仍然有很多居民即使知道社区网，但是基本不上这个网，甚至并不参加社区活动，他们只是把社区看作是一个居住的空间，他们的关系或纽带散布在社区之外的其他地方。这实际上就是威尔曼等人所说的“解放的社区”，体现了社区的“脱域”，这种居民可以称为“脱出者”。最后一种是“越位者”。这种居民目前并不居住在这个社区，但曾经居住在这个社区，或者即使不曾在这个社区居住、却一直上社区网进而参加社区网的诸多活动。从空间和管理的角度上看，他们不属于社区居民；但是从感情和参与方面，他们又属于这个社区。在我们的调查中，这类居民并不少见。这种社区实践表明，社区的边界也许不能等同于物理空间的边界，相反最终应该从社区实践上来确定。无论是哪一种社区实践(嵌入、脱出与越位)，都表现为对同一个名义上的社区空间的不同使用和态度。在这个社区里，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不同组合、社区成员的不同姿态表明，同一个社区也会有多元的结构与实践，这决定了我们应该从社区实践维度理解多元社区。
总之，社区面对大规模社会变迁已经发生着结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的趋势被认为是社区的解放或脱域。在西方社会结构的个体化趋势下，一些西方学者关注到社会资本的下降，提出了“私人社区”等新的理解，但是，私人社区并不是社区“历史的终结”。一方面，现代性的时空分离本身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可以从脱域和再嵌入、全球化和地方化等辩证过程得到理论上的证明(59)(60)；另一方面，由社区的本源区分以及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的社区实践，也证明了多元社区的结构存在与发展趋势。
注释：
①(15)(16)(18)(25)Wellman, Barry.,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mal of Sociology, 84, 1979.March.
②(13)(14)(17)(19)(48)(49)Wellman, Barry. Barry Leighton. Network,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Vol14, No 3. 1979.
③④⑤⑥⑧⑨(42)(43)(44)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3页，第62页，第71页，第74页，第232页，第174页，第65页，第71页，第72页。
⑦当然，如果从格兰诺维特的角度上看，滕尼斯对商业或市场行为的看法过于悲观了。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一文中指出，即使是在市场系统中，人们的行为也是具有“嵌入性”的。也就是嵌入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网络限定人们的行为。因此，除了滕尼斯所认为的“敌意”和人与人的“战争”之外，经济行为和关系还包含着合作与“互动”。而在《社会分工论》里，涂尔干认为，古典经济学式的对契约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强调了契约所具有的“非契约基础”，比如社会认同、契约义务和道德压力等等。
⑩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46页。
(11)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72～376页。
(12)(20)(50)(55)Wellman, Barry, Peter J. Carrington, and Alan Hall,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ited by Wellman Barry and S. D.
Berkowit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132-133,135,174,135.
(21)Wellman, Barry.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y,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SAGE PUBLICATIONS, 1982:63.
(22)(24)Wellman, Barry , The per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From neighbourhood groups to social networks, Report to the Law Commission of Canada.
Ottawa. 2001b.
(23)(26)Wellman, Barry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 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1a, 25(2).
(27)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9页。
(28)(29)(31)(3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第113～116页，第119～120页，第156页。
(30)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33)在吉登斯的几本著作的中文版中，Disembedding有几种翻译：抽离化、脱域和脱嵌。本文尊重所引用的不同版本的翻译，没有统一这个概念的中文对应词。
(34)(35)(38)(5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页，第18页，第23页，第23～24页。
(36)(37)(39)(5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页，第88～90页，第95页，第69页。
(40)(41)(56)夏建中：《社区概念与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江南论坛》，2011年第8期。
(45)(4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6页，第45页。
(47)王小章、王志强：《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53)(59)郑中玉：《现代性时空分离的辩证维度》，《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
(54)(60)郑中玉：《沟通媒介与社会发展》，《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7)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58)郑中玉：《社区多元化与社区整合问题》，《兰州学刊》，2010年第11期。
作者简介：郑中玉，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