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0日第716期

在大、中城市甚至是小城市，社区“广场舞”已经成为一项活跃居民生活的重要活动形式。它在给参与者带来身心愉悦的同时，也引发了围绕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的矛盾。相关各方在其中的表现，导致众人对居民道德素质做出简单直观的判断。简单的道德判断对于情感纾解可能是一条便捷路径，但极有可能遮蔽深入的理性分析。笔者试图从多维度就社区广场舞矛盾的发生机制进行讨论，从而为相关争议、矛盾的现实解决奠定基础。

个体空巢期和老龄期叠加

“空巢期”和“老龄化”叠加致使个体遭遇双重心理冲击，这是个体生命节律的结果。目前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是在鼓励生育的时期，但当她们进入生育期之后却面临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的限制，这种变化与子女流动率的提升不期重叠，导致她们进入家庭空巢期的时间远比上一辈要早。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她们的身体健康水平、期望寿命又比上一辈要好、要长，致使老龄化与空巢化叠加。她们面临多方面的老年期心理冲击。

虽然如此，但她们缺乏相关再社会化的辅导，如家庭社工的介入。这使得她们的心理结构更容易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当她们遇到外部冲击时，更可能引发个人矛盾和群体矛盾。广场舞所引发的矛盾，体现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是社会转型在个体身上的折射。所以，在此情况下，需要相关的社会机构、团体等予以帮助，如心理辅导、社工介入，从而缓解个体不适。

群体生命际遇的社会形成

这一代人经历独特，典型的是她们在社会化最重要阶段——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各种社会浪潮，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上山下乡，对她们心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的广场舞一代，成长的主要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主动投入还是被动卷入，她们在当时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非常多，以至于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改变着她们的生活习惯及其背后的心理结构。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将人的“社会性”这一特性充分展现出来，并成为她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寄托。当她们人过中年，能够从沉重的家庭生活压力中抽身的时候，这种对公共生活的需要在合适的契机下，就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她们思维的力量。广场舞成为她们实现人的社会性的一种重要途径。

相比之下，目前的社会体制并没有丰富她们公共性参与的其他渠道，于是，广场舞就成为她们找回自身社会性和公共性的有限渠道之一。“80后”、“90后”则不同，在她们成长的年代，计划经济已让位于市场经济，追求个人自由而非集体活动成为她们的成长背景。在她们的青壮年期，在网络中寻求个人兴趣和群体聚合，是她们更为习惯的生活方式。公共性的特征在不同的几代人身上明显具有时代印记，正如罗伯特·普特南所观察到的，青年一代的集体参与不再像他们的上一代人那样多。

生活空间受到限制

城市社区中因社区规划带来的社区文娱活动空间不足问题，也是引发广场舞矛盾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新型商品房社区还是老旧的单位型社区，在社区地理空间中都存在文娱活动空间相对不足的问题，其成因又略有不同。

新型商品房社区中文娱活动空间不足，一方面是因在这些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开发商为追求商业利润，在尽量提高容积率实现更多可售商品房面积的同时，以景观式假山、喷泉等来营造社区，导致社区景观效果良好，但居民文娱活动空间不足；另一方面是因开发商按照社区规划要求建设的社区文娱活动专有空间——小区会所或健身房在移交物业公司后，普遍出现商业性取代公益性的现象。单位型社区文娱活动空间不足则是因，随着城市地理空间不断重构，原处相对偏僻位置的单位型社区所占据的地理位置逐渐具有了高昂的租金价值，商业化的开发逐步蚕食着社区周围乃至社区内部的地理空间，原来较为充足的社区文娱活动空间因其公共性（同时意味着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往往成为最易被侵占的部分。

这些导致无论是新型商品房社区还是老旧单位型社区，都存在因社区规划问题带来的社区文娱活动空间紧张的问题。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争夺有时体现为广场舞空间的争夺，但并不局限于对广场舞空间的争夺。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